第一讲
什么是理论？

我们把“什么是理论？”这个主题放在探讨现代社会理论的书的第一讲，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毕竟不少读者在没有把关于理论的“本质”问题当作主题来讨论的情况下，也都已经上过了像是关于涂尔干、米德、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课程。而在上过古典社会学理论课程之后，读者们理当对“理论”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理解，或是很快就会发展出一套对理论的直觉上的理解方式。无论如何各位读者至少现在都可以指出韦伯、米德，或是涂尔干处理社会现实的套路是不同的：韦伯著名的对于国家或政治现象的描述，其基础观点跟涂尔干的观点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虽然韦伯跟涂尔干都是在对同样的经验事实进行社会学描述，但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论见解完全不同。米德对于社会行动的见解显然完全不同于韦伯，虽然他们两个人都在使用部分类似的概念。所有这些学者都在用不同的各种理论（复数！）来当作他们社会学描述的基础。然而，是不是我们越知道这件事，就可以越了解理论的“本质”是什么？意思是，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理论相互进行比较、凸显出它们的共通性，找出最小公分母，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猜想会得到对一种理论（单数！）的理解方式？然后通过这种比较，人们差不多就可以找出构成（社会学）理论的要素、知道什么是社会理论了！

但可惜这样得出的答案没什么太大用处。自19世纪人们建立了社会学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以来，对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就从来没有一个完全坚定的共识。甚至对于核心概念，人们也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所以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每次学者都会对“正确的”理论理解方式吵翻天。争议的主题之一，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因为某些社会科学家假设，我们只有努力进行经验工作，才能为合宜的社会科学理论奠定基础。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则完全反对，声称若没有广泛的理论反思在前面引导着，经验研究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没有意义还算好的了，糟糕的话还会给出一大堆错误的研究结果。学者对于理论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或是社会理论是一件纯粹科学的事，跟政治、宗教的世界观有所区别；但另外的学者却强调，精神科学或是社会科学从来也无法完全让人们真的相信社会学这门学科是“纯粹的”科学。对这些学者来说，说社会学是纯粹的科学完全是妄想。与此息息相关的则是理论和规范道德问题之间的关系。一派学者认为，科学在原则上应避免发表关于规范、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意见，另一派的学者却主张科学要参与社会、政治，认为科学不能“回避”“应该要怎么做”（人们应该怎么行动？要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或公正的社会？诸如此类）的问题。认为科学要参与社会政治的这派学者，认为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不能以为只要得出研究结果就好，然后自欺欺人地觉得至于怎么利用它们就完全不是科学的责任。这派学者认为，因为社会科学必然会造成许多后果，所以这门学科不能对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结果漠不关心。最后，理论和日常知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激烈的争论点。一方的学者假定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比日常知识更高一等；但另外一方的学者觉得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完全根植于日常生活，并且相当依赖日常生活，根本没资格狂妄地自以为比日常生活还高一等。理论概念本身，就像读者已经看到的，非常有争议，所以上述提到的若想要从现有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挖掘出最小公分母，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从以上这些简短呈现出来的关于理论的争论就可以知道，找出最小公分母的做法是无法回答“何谓理论”这个问题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真的有必要详细讨论并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理论”吗？毕竟读者也都“已经了解了”古典社会学家，也许也都在没有清楚探问理论概念的情况下上完了相关课程。为什么反而现在，在讨论现代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的时候，才来管这些关于理论“本质”的基础争论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关于历史学的，亦即学科史方面的。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所谓的社会学之父将“社会学”这个领域带进我们生活的时候，人们常常必须争取这个学科自己的科学声誉，与其他领域的学科争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领域的正当性。当然社会学家也都在对此相互争论，而且这种相互争论很常见。当社会学最后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各大学里都建立起来之后，这种争论更是越演越烈。现代的社会学，就像整个现代的社会科学那样，最大的特色就是理论方向百家争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花十九讲的篇幅来讲解这些多样的理论，不是没有理由的。而在理论的百家争鸣中，科学理论的问题，亦即去问科学本身及其理论的建立，需有什么前提和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社会科学理论方向之间的争论，以前和现在常常都是在为了正确的理论理解方式而争论。所以读者有必要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才能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第二个回答则同时关系到学科史和教育学方面。现代社会科学的特征不只有百家争鸣的众多理论，而且同时还包括了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非常糟糕的分化。学者常常好像是在进行劳动分工似的，把自己归类成理论家或是经验主义者和经验社会研究者。由于这种严格的劳动分工，使得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这两方群体对于对方的研究结果几乎都漠不关心。但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不是确然截然二分的。所以在这第一讲中，我们也是想借着探讨理论“本质”的机会，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理论是什么，理论对于经验研究有哪些重要价值，以及经验研究如何持续帮助理论更精益求精。我们也想借着这第一讲来告诉读者中一些热忱的理论家（如果有的话），社会理论从来都不是与经验观察或经验假设毫无关联的。所以把经验研究者贬低成“小鼻子小眼睛”是错误的想法。而读者中若有一些很有热忱的经验主义者和（可能）会贬低理论的人，我们也想借着第一讲来说明，经验观察，即便是那种非常陈腐无趣的经验观察，也从来不会不需要理论陈述。所以时不时来研究一下理论，不会有坏处的。因为，尽管有一些流言蜚语说社会科学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但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力始终都非常巨大，只要想想过去的马克思理论，想想今天报纸副刊和政治专栏中引发许多后续讨论的全球化与个人主义的激辩，就可见一斑。理论不只影响了社会经验研究工具，也影响了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因此即便是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社会科学家，也不应该因为希望避开理论空想，只想专门探究（经验）现实，而忽视了理论。再次提醒：理论和经验研究彼此是密切相关的，仅固守经验研究而忽视理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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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社会科学中从来没有一个对理论的理解方式是毫无争议的。可是，如果理论和经验研究、世界观、规范问题、日常知识之间的关系无法完全搞清楚的话，那么去问理论的“本质”问题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是！”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人们无须对此感到绝望、净说风凉话。第一，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社会学（如果读者学习社会学的话）不是唯一一个在讨论理论地位问题的学科。其他的社会科学，从政治学、历史学，到经济学，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即便在那些学科中人们不一定把这个问题当作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来讨论。而且就像读者将会看到的，就连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科学，也无法避免讨论理论地位问题。第二，关于理论地位的争论，部分来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而在这个争论中，对理论本质的理解方式要达到一个共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要经过很多阶段。对此，就有必要精确地考察关于理论“本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存在一致意见，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这种一致意见会破裂，以及在这些争论的历史中，人们为何不断尝试重建之前被否定的共识。我们来好好谈一下这个主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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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理论方向和领域之间，在基本的层面，都至少会有个共识，认为理论是一种一般化的、普遍化的陈述。或是反过来也许可以更好懂一些地说：每个一般化的陈述都已经是一个理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在运用各种理论，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当我们在使用复数形式的词汇而没有实际先去检视是否我们的普遍化陈述真的适用于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运用一种理论了：“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男人都是沙文猪！”“一堆社会学家老是在说一堆让人听不懂的鬼话！”诸如此类的都是理论。就我们的观察，确实有些德国人有法西斯思想，许多男人确实很瞧不起女人，有些社会学家也还真的没办法说一些大家都听得懂的白话文，所以我们就会推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所有男人都是沙文猪，一堆社会学家都不说人话。当然我们没法真的去全面检视，我们不认识所有的德国人、男人，而且有一堆社会学家我们也完全不认识。但如果我们还是发表了这样一种抽象的言论，那么我们就是在运用理论了。人们也可以说，我们借此提出了一套假设。事实上，美国的逻辑学家、符号学家兼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我们整个日常知觉和我们的行动，都基于一套特殊的假设网络［他用的词汇是：溯因推论（abductions）］。若没有这东西，我们无法有意义地生活：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早晨，从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了盛开的杜鹃。噢，不！这不是我所看到的，但我只能这么陈述我眼前所见的。

上文所述只是一种主张，一个句子，一件事；但我所体验到的并不是主张、句子、事情，而是一幅画面，我借着对这件事的说明，使得这件事能部分地被人理解。说明是抽象的，但我所看到的是具体的。当我把任何我看到的东西用句子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运用溯因推论。实情是，我们整个知识结构就是一片混乱的纯粹假设……如果我们没有一步一步地运用溯因推论，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呆滞凝望窗外的阶段，无法造就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进一步的知识。（Peirce, Ms. 692，引自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kersebeok, “You Know My Method”. A Juxtaposition of Charles S, Peirce and Sherlock Holmes, p.23）

也就是说，理论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就无法学习任何东西，行动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没有一般化和抽象化，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只会是由一堆个别而零碎的经验、感官印象所拼贴起来的一张混乱拼布。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动不动就聊到“理论”；但我们需要它，即便我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科学的工作和思考也不外乎是这样。不过专门特别建立和运用理论，则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会就个别的问题来提出特殊的假设或理论，然后试着将这些特殊的理论汇整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将各个一般化的理论串连起来。不过总体来说，理论的提出、一般化陈述的提出，都是日常生活和科学的本质构成部分，因为我们唯有如此才能走近“真实”。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02—1994）曾相当优雅，不过跟皮尔士没有很大差别地表示：

理论是一张我们为了捕获“世界”所抛出的网；也是为了去解释、掌握世界，以及为了将世界加以合理化所抛出的网。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张网的缝隙编织得越来越细密。（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31）

这种理解理论的方式，亦即根据理论的一般化功能来理解理论的方式，在今天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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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方面来看，首先关于理论的争论不是在上述的基本层面，而是在下一个层面开始的；不过到了后来，这个争论也尘埃落定了。因为，如我们马上就会说明的，在各种争论的立场中，有一种已经被证明占到上风、获得胜利了。

不是随便一种一般化都是科学工作的产物。偏见也是一种理论。偏见同样是一种一般化的陈述，但却是非常有问题，或是错误的。比方从上述提到的对德国人、男人、社会学家的一般化陈述的例子中，就不难发现充满偏见的问题或错误。而科学家要做的正好就是去除偏见，根据各种个别案例准确地提出一般化概括（这种通过个别案例或诸多个别案例来推论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陈述方式的做法，在科学理论中也被称作“归纳法”），或是根据理论来准确地解释个别案例（此即“演绎法”，从一般化的陈述推导出个别案例）。不过，若要来谈“准确”或“不准确”，人们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会说，唯有坚持去检视真实，或至少能根据真实来被检视，理论才是科学的（亦即不是充满偏见的）。

就是在这一点上，而且从历史层面来看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争论。因为，对于实际上该如何检视真实，有不同的观点。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比如，科学的理想就是要被证明是对的（即“证实”，verification）。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世纪初之前，这确实是科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如果要佐证某些假定为真的理论的话，那么当时认为，这些理论假设最好首先需要把所有充满偏见的日常知识从科学中排除掉，才能在绝对稳定的根基上建立起科学知识的新大楼。根据这种看法，正确的观察可以带来普遍适用的命题或陈述。然后通过不断继续下去的个别观察与实验的证明，可以使这些论点和陈述越来越正确。这种被确认为真、被证实的诸多命题和陈述，可以结合起来，积累和整合成许多缓慢地，但持续不断地被证实的知识，以此作为构筑知识大楼的砖石。如此，便可以造就一种明确性，造就一种人们所谓的“实证的”（positive）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认为科学就是要进行“证实”工作的那些学者会被称为“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种追求明晰性的实证主义立场，是有问题的。首次指出此类问题的，即是上文提到的波普尔。他认为，对于科学的陈述来说，证实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大部分的理论陈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证实的。波普尔在1934年首次出版的极负盛名的著作《研究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中指出，面对大部分的科学问题时，我们实际上都无法确定一个论断是否可以普遍化，无法确定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是真的适用于所有情况。当天文物理学说“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它们的太阳旋转”时，其实根本无法穷尽地证实是否所有的行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认识整个宇宙中的所有星系，也因此无法绝对肯定地确认宇宙中每一个行星都会以椭圆形的轨道，而不是别的形状的轨道绕着它的太阳转。类似的论点当然还有“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就算有人检查过了上千只天鹅而且这些天鹅真的都是白的，人们也永远不能确定会不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黑的、绿的、蓝的天鹅。全称性的陈述无法用尽所有的例子来证明或证实。或是换句话说：归纳性的论据（亦即通过汇聚无数个别案例得出关于总体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或是不会有真正的说服力的；归纳法就逻辑来说是无法证明为真的，因为我们从来都无法排除是否有朝一日会冒出一个观察结果反驳了原本以为已经被证明了普遍性的论点。实证主义所尝试的，想让法则回溯到所有基本观察，或是从所有的基本观察来推导出法则或是证实法则的做法，于此已被宣告失败。

正是因为这个批判，因此波普尔提出了另一个准则使经验科学跟其他的科学形式，亦即跟日常知识和形上学区隔开，他也因此而闻名。他的口号是，科学要做的是“证明是错的”（即“证伪”，falsification）。波普尔强调：“一套经验科学体系必须要能被经验驳倒。”（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15）波普尔的立场是，普遍化的陈述或是科学理论虽然无法被最终佐证或证实，但是它可以在各主体之间，亦即在研究社群内部被检验其真实性，让大家去驳倒或证伪。这听起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可以建立起“经验科学”，并使之与其他知识形式区隔开的非常精巧的论点。由于波普尔提出科学论点原则上是可检验与可证伪的，因此他一方面将“有……”这种论点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像是“有飞碟”“有神”“有像大象这么大的蚂蚁”这种论点，因为这种论点是无法证伪的。我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说没有神、没有飞碟、没有大象般大的蚂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只要时间够久，总有一天也许可以在某处真的找到、确认有飞碟、神、象蚁。波普尔不否认这种陈述可以有意义。很显然，“有神”这个论点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波普尔只是要说，在关于神是否存在的科学争论中，这种论点不是很有建设性，因为这种类型的论点无从反驳。

但另一方面，从证伪的标准来看，所谓的全称论点（全部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是可以检验的，因此实际上是可以被证伪的。因为这种声称或理论只需要一个观察，比方只要观察到有一个德国人不是纳粹，就可以使整个论断完全崩毁。对于波普尔来说，证伪原则是可以让科学陈述与其他非科学陈述区分开来的唯一有益，也是最有效率的标准。

证伪原则的提出，让科学工作迎来了跟旧的“实证主义”科学理解方式及其以证实为主要做法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动力。波普尔的立场战胜了实证主义，他不认为科学就是知识的长久积累；从他的立场来看，科学更多是意指对我们的理论假设进行持续的检验与质疑，也就是要让理论假设接受证伪的炮火洗礼。只有最好的理论才能在理论彼此之间（达尔文式）的斗争之下存活下来。波普尔认为，科学因此不是一种静止状态。科学既非绝对的知识、真理，甚至连可能性都称不上；科学更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前行步伐，一种根据理论陈述而来的“猜想”。人们必须不断对这种猜想加以检验。理论因此永远都只是“暂时被如此佐证”的状态：

理论的佐证程度有多高，不太取决于有多少案例可以佐证理论，而是取决于严格的检验。理论的论点能够且已经接受严格的检验。（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213）

因此，科学家不必跟日常世界的知识及其偏见保持距离，而是要作好准备，不断用可能的证伪证据来研究自己的理论，以便淘汰掉所有没有能力存活下来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家要做的不是去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而是持续运用证伪原则，主动去排除掉那些确定错误的理论！波普尔用了一个很好懂的说法言简意赅地说道：“有人如果不把他的想法摆出来让人反驳，那么他就不配在科学江湖上混。”（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224）

波普尔式的科学理解方式在面对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解方式时所具有的优势，到今天已被承认了。一般都认为，比起证实，证伪作为一种科学划分准则是比较好的。如此一来，科学家就再次对何谓理论以及理论要做什么达成了共识。当然，波普尔说科学理论就是可以根据真实加以检验、证伪的普遍化陈述，他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就是理论概念的全部意涵，大家的看法不见得一致。不过第五讲将会提到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也认为“理论”这个概念仅仅是一种陈述系统，在这系统中社会事物很显然必须借助全称陈述、借助一种普遍法则，才能够被解释。对理性选择理论来说，“理论”就完全只是一种解释系统：“每种解释的出发点，都是去问为什么这个有趣的现象（曾）会如此存在，（曾）如此运作，或是（曾）以这种方式改变，人们过去怎么描述它。”（Esser, Soziologie. Allgemeine Grundlagen, p.39）除此之外，若要进行解释，人们就会需要一种全称陈述——而且，从这种取向的观点来看，正是基于这种全称陈述，解释系统才会被称为“理论”。其他的思想和反思，若不以提出法则为目标，那么也不会被理性选择理论授予“理论”这个荣誉头衔。

这种同意波普尔理解理论的方式的立场，乍看之下似乎挺有道理的，几乎没什么需要挑剔的。加上这种关于“理论”的定义也有好处，就是还蛮狭义和精确的，让人们可以准确知道当在使用“理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指的是什么。但这种立场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和理所当然的。因为波普尔的这个说法，在关于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关系的部分，实际上有个还挺严重的问题。由波普尔所提出的证伪准则的适用性（以及被波普尔击败的证实准则）的基础假设是，经验观察的层次和理论诠释与理论解释的层次是清楚二分的，亦即认为纯粹的理论陈述可以根据与理论完全区分开来的纯粹经验观察来检验。也就是说，唯有当我要用来进行证伪的观察是正确、没有争议的，我才可以确切地对一项理论陈述进行证伪或进行反驳。观察本身不能也包含理论，因为否则就不能排除说我（因为我的观察很可能已经暗含着错误的理论）错误地证伪（或证实）了一项陈述。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运用直接的、没有理论的观察形式时，证伪（或证实）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前面所引用的皮尔士的句子就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了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每个日常观察和每个对观察的陈述都已经是由理论所引导的。科学的观察和声称当然也是。在一个科学社群中，经验观察必须用观察者的语言表述出来，这种表述要么直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要么——如果在观察过程中运用的是明确的学科术语的话——借助日常语言来解释和定义经验观察中的各种概念。而这些日常语言正好都已经会被理论“传染”了。皮尔士指出，每个观察都是一种普遍化，而且也都是一种基本理论。观察时所用的语言无可避免都会包含了理论，理论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特定的现象上，而且我们对现象进行感知的方式也会一并受到理论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个别案例的描述，一直都是一种暗含着一般化的描述。不可能将经验研究与理论完全区分开来。因此，由波普尔提出的观点，亦即认为可以通过不具有理论的经验观察来对理论进行证伪，是不成立的。

如果经验研究和理论之间不是对立的、不是可以严格区分开来的，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于此，我们在导论中提到的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的建议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这本书后面还会再提到他的工作（见第十三讲）。他不说经验研究和理论之间是对立的，而是说这两者是一种“连续统”：

科学可以被视作一个智力过程，它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环境脉络中，亦即在经验观察世界和非经验的形上学世界中。虽然科学陈述可能会更朝向其中某个环境而非另一个环境，但是科学陈述从不会仅由其中一个世界所决定。这两种感觉好像非常对立的科学论据之间的差异，应该要被视作同一个认识论的连续统中的不同立场而已。（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1, p.2）

按照亚历山大的观点，科学思想会持续在他所谓的“形上学环境”和“经验环境”这两个从来不会真正完全达到的极端之间摆荡。这完全符合皮尔士的论点，认为我们不可能不带理论地走进世界。亚历山大尝试用图1.1来表示这个连续统（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ology, Vol.1, p.3）。这个图的核心观点是，观察虽然相对靠近真实的那一侧，亦即靠近经验环境的那一侧，但是观察不可能直接复制真实，因为观察主要还是与方法论假设、法则、定义、模式，甚至是一般预先假设息息相关，而这些相对来说都会靠向形上学的环境那一极。这意味着上述认为科学工作就只是“提出被视为解释系统的理论”或“将理论局限在证伪准则内”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稍后还会再仔细谈这件事）。因为如果科学论证真是在亚历山大所描绘的连续统中摆荡，那么科学理论工作无疑会比“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还要复杂。如果一般预先假设、分类、概念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着像是法则和观察那样重要的角色，或至少不是可以完全忽视不管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知识仅仅专注在法则和观察之上就能够有所进步。而且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理论”这个概念仅仅意指由法则和观察所构成的陈述系统。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理论的方式。

不过我们先回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问题的地方，亦即将理论层次与经验层次的截然二分。波普尔自己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为自己辩护：“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会被理论渗透，而且是由问题和理论所引领的。”（Popper, Logik de Forshung, p.76）他也指出，每次呈现出来的观察，每次对事件的陈述，每个“基本命题”，都会运用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若没有通过直接的感官资料是无法确定下来的。所以他认为，每次对理论的检验，都会始于或止于某些由研究者根据惯例或决策而一致觉得正确的基本命题。对于波普尔来说，科学不是盖在石头上的，而是用某种方式建立在（暂时的）信条上，建立在传统或（或多或少是）任意的决策上，以此来将某些关于观察的基本命题认可为正确的基本命题。但波普尔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认为如果对这些命题的质疑出现的话，这些基本命题还是会再变成问题，亦即会再被检验。

然而，专门研究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本身的科学理论家和科学家们，对于波普尔关于证伪过程的辩护都很不满意。在这场辩论中，有一本书特别重要，其知名度不亚于波普尔的《研究逻辑》：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是物理学家出身，不过却用类似社会学的风格来探讨他老本行（物理学）的研究过程，尤其是物理学（与化学）的历史发展，以及探讨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是以何种类型和方式形成的。库恩得出了跟波普尔所要求的证伪原则完全不同的惊人发现。在科学历史中虽然有无数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种科学论点被证伪了；但库恩在他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观察到，一个理论原则上并不会因为当中有论点被证伪了，就真的使得整个理论被摒弃或被替换掉。库恩指出，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一直都有从根本上反驳了既存大理论的新发现、新发明等等。法国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在18世纪发现氧元素时，等于从根本上反驳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燃素理论。根据燃素理论的看法，燃素是在所有燃烧物体中挥发出来的物质；但拉瓦锡发现氧元素之后，指出燃烧不是物体挥发出什么物质，而是物体在氧化作用中与氧元素结合。拉瓦锡的发现并没有让旧的、我们今天已知的错误的燃素理论马上被摒弃掉。相反，当时人们还是不断在详细探讨、修改、重构燃素理论，想办法用燃素理论来理解拉瓦锡的发现。拉瓦锡的发现没有被当作证伪的证据，而是仅仅被当作有问题的观察、暂时未解的谜题，一种已被证明了的理论中的“异常现象”。库恩还可以从科学史中举出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而且他注意到（这也是他的要点），坚持旧的理论完全不是因为教条主义或是不理性。因为这种保守主义一直可以给出很好的理由：旧的理论已经在过去被证明了，新的发现则可以用来扩充旧的理论，或是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假设，然后再次整合进旧的理论中。而新的理论则因为还没有被如此加工过，所以可能会充满错误和漏洞、充满测量误差，不会是真正的证伪证据等等之类的。简单来说，在科学实践中，常常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准则可以拿来判定，什么时候一个理论已经被证伪了。

库恩在他的书里仅提到了自然科学史。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当然也可以发现极其类似的研究过程。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似乎甚至更难用一个经验观察来摧毁一个理论、完全证伪一个理论。想想看马克思主义就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可以借由社会真实来加以检验，而且马克思自己也这么要求。现在，许多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阐发和辩护的理论陈述，都（……我们先不要说是被经验真实所证伪好了，而是先谨慎来说）跟经验真实有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生。真正发生了革命的都顶多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由农民阶级的参与所造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Das Kommunistsche Manifest）里预测，由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所有特殊束缚都将会被消解掉，他们特别预言民族国家会消失，而这件事也没有发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假设的情况并不相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正好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如果从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来看的话，所有这些观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而有力的反驳，所以最后这个理论必然会被摒弃。但情况却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有说服力，所以这个研究取向会借助一大堆辅助假设来说服自己，而且显然也说服了其他成果丰硕的马克思主义取向。高度工业化国家之所以没有导致多数人变成无产阶级，是因为按照其说法，资本主义了解到，可以借由强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来减缓“自己家里头”的贫穷情况。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反而是在贫穷与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生了革命，因为西方国家的“资本”用自己福利国家的救济金“收买”了家里头的劳工。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可能过早预言了民族国家的终结，但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这两个人总是提到的这件事的确出现了，诸如此类。简单来说，马克思理论没有错，只是需要去适应一下历史条件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对此辩解得如何，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里的重点只在于，绝对不会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似乎都普遍会建立起非常多的辩护防线，来反抗经验研究对理论的证伪。实际上，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在面对明确的证伪时是更有抵抗力的。因为社会科学不只会争论究竟证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甚至还会去争论理论到底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不像自然科学理论的表达绝大多数都相对清楚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常常会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对于理论的确切内容不是真的有一致的意见。读者可能在上古典社会学课程或在阅读二手文献时，就会遇到这个现象。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真正在说的是什么？这么多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理论解释，哪一个才是原本的、真正的、最终的？一个其内容备受争议的理论，逻辑上也几乎没办法从经验上明确地加以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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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先回到库恩的那本《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指出，在自然科学中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真的能够直接有力驳斥某一理论的逻辑论证，没有证伪是真的直接清楚明白地证明了某一理论是错的。库恩说，这也难怪科学研究相对来说在没有什么危机的情况下日复一日。长久以来，人们都是不加深究地运用着当下现存的理论，特别是因为人们都相当信服于当下现存的理论所带来的原则上极其丰硕的成果。这种变得很常规的研究形态，被库恩称作“常态科学”。未解之谜、充满矛盾的事件、出现问题的实验等等，在“常态科学”阶段中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证伪，而是被视为异常现象，人们期许可以在某个时候用当下现存的理论工具就能排除或解决这些异常现象。“常态科学”这种研究非常坚定地立基在一个或多个过去的科学成就之上，这些成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被某个科学社群认可为他们持续的研究工作的基础（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0）。

根据库恩的研究，在科学史中，也有一些很罕见的情况，比如一些个别科学家因为某些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或是让人实在太印象深刻的研究，而突然接受新的理论体系。但大多情况下，真正的新理论若有实质上的突破进展，其成功的原因都跟纯粹的科学准则没什么太大关系。新理论之所以有实质上的突破进展，只是因为旧的理论为了要解释“异常现象”而不断合并新的辅助假设，使得旧理论变得太复杂了，所以开始需要一些比较简单的理论。这种需求通常是由比较年轻一辈的科学家所强调的。他们会突然告别旧理论，然后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开始用另外的视角来看待新发现和“异常现象”，这就开启了理论创新。这种时刻，被库恩称作“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时刻，库恩还指出，会产生一种范式转移：旧的“范式”，亦即一种旧的看待现象的观点、旧的大理论、挂在旧的大理论之下的研究方法，会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被新的“范式”替代了，就像在过去，“托勒密的天文学”突然就被“哥白尼的天文学”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学”突然被“牛顿的动力学”替代了，“粒子光学”突然就被“波动光学”替代了。

在这个库恩所描写的科学革命的运作中，还有个重点在于，从来不是因为一个清楚的经验准则，让科学家觉得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所以才使得科学家告别旧的范式、转向新的范式。也就是说，在科学史中，科学家之所以最后摒弃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正确的理论，并不是因为经验研究，而是因为非常普通、日常的情况。帮助新的理论有所突破的，常常是“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其意思是，一个世代的科学家老去，然后新一辈的科学家迈出研究步伐，并且不再阻碍理论创新。但这也意味着，“常态科学”的时代和“科学革命”是由（局外人和体制内的研究者之间的，以及老一辈的科学家和年轻一辈的科学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斗争所引导的。科学是一种冒险进取的活动，它不会完全与社会现象脱钩、毫无瓜葛，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库恩认为，旧理论和新理论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亦即两者之间无法彼此比较、相互对比。科学革命中前后交替的不是相似的理论，而是非常不同、可说是有着不同世界观（库恩也使用了“世界观”这个概念）的理论。

因此，我们今天会理所当然地觉得成功的范式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兼容的。……一个新范式的接受，常常也迫使相应的科学要有新的定义。……一些旧的问题可能要移交给其他的科学，或是完全用“非科学的方式”来说明。原先认为不存在或不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因为新的范式而变成科学重要成就的原型。当问题改变了，将真正的科学与形上学的推测、文字游戏、数学小游戏区分开来的标准也常常会跟着改变。从科学革命中凸显出来的常态科学传统，与先前的常态科学传统不只是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还常常是不可通约的。（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02）

当革命成功之后，科学就会又步入“常态”阶段，然后科学家社群的研究就会像以前一样又基于某个不被深究的规则和科学实践规范之上，直到某天新的科学革命再次发生。

库恩的科学理论分析和社会学式的科学分析为科学理论带来了深远影响（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点）。因为科学过程绝不是以波普尔试着用“证伪”所统称的原则来运作的。而且根据库恩的描述，我们会发现，科学根本就觉得不要严格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才是“好事”。因为常态科学，亦即不加批判、习以为常地根据某些理论假设来进行的科学，可以带来丰硕的成果。不去用相反的观察来驳斥理论也完全可以很有意义，因为相反的观察会阻挠和破坏研究实践。把矛盾的观察先当作异常现象来看很有意义，因为人们希望，这些问题可以有朝一日在理论上获得解决。在历史上，实际上科学常常就是这样子进行的。再加上库恩指出，新的，且后来成功的理论，有不少在一开始是被当时广范接受的经验和观察所证伪的。按照波普尔的证伪准则，这些新的、后来成功的理论当时应该要立即消失才对。库恩认为，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从科学史来看，并不是个好方针，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是真的有帮助。

库恩对科学史进行的社会学分析最后还有一个结论。库恩所使用的概念“范式转移”和“科学革命”，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就是科学进步并不是持续不断地顺利进行的，而是由平静的阶段和突破性的变革交织而成的。在此，库恩的立场是反对实证主义的，因为实证主义认为科学认识是通过正确的经验观察而缓慢、持续地建立起来的。他也反对波普尔，因为波普尔支持“常态”与常规化科学阶段的重要性。库恩教会我们，科学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与科学理论家在书桌前想出来的理性指导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科学中，一些偶然的时刻，像是前面提到的科学家世代之间的身份冲突和权力冲突，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若读者们想进一步阅读将科学理论争辩整理得相对简短、描述清楚、助于学习的文献，可以参阅一本值得推荐的著作：A. F.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　　*　　*

库恩的工作，也带出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讨论科学地位的激烈的科学理论辩论。有一派论者批评库恩，认为他的工作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他谈到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似乎在说人们无法经验地判断理论的质量，这把理论看成像是一种很任意的世界观，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而另外一派论者却赞扬这种从库恩的分析中得到的（他们相信这是可以从库恩的分析中得出的）相对主义的结论。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红极一时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就说，不论是科学方法还是科学研究结果，都不足以让科学家的野心具有正当性：“科学只是众多意识形态中的其中一种意识形态。”（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p.106）意思是说科学只是众多知识形式（包括像是魔法）中的其中一种而已。

但是，不论是科学的保守辩护者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评论者，对库恩的诠释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都是用自己的观点来对其进行片面的诠释。库恩并没有声称相互竞争的范式真的是彼此泾渭分明的整体或世界观，也没有说在这些范式之间人们只是在不理性地（意思是，仅仅根据范式在经验上的丰富度）选边站，使得人们顶多就只是像拥护不同的宗教一样拥护某个范式。他只是要说，在许多的例子当中，并没有真的清清楚楚的经验准则可以用来对这个范式或那个范式下判断。但这不是说人们在接受一个理论或拒绝一个理论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加论证（关于这里提到的论证，可以参阅Bernstein,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p.152—167）。实际上，库恩在呈现科学史的时候，绝对没有正面攻击“科学”这项事业的合理性。根据他的看法，从一个理论转变成另一个理论，并非像是一个在词汇表上随便选一个词的过程，也不是什么很神秘莫测地从一套科学论述到另一套科学论述的变迁过程。而是当一个新的范式被采纳时，绝对会有很多理由说明采纳新范式必要性的说明。要努力争取范式转移，还是拒绝范式转移，人们都是很理性地在讨论，也都彼此再三斟酌每个理论的优缺点，即便人们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严格的实验”来对此下判断。

此外，库恩的科学史分析事实上几乎也表明了，范式之间常常会有显著的重叠；虽然他关于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表达方式很激进，也很有问题，使得他在表面上似乎不认为范式会重叠，但理论体系之间还是有无数连接通道的。不仅自然科学史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在社会科学中，某些经验研究的发现也会受到不同范式的拥护者一致的认可，甚至有不少理论陈述在范式之外也获得普遍的认可。

这一切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至今从科学理论的讨论，尤其是库恩的分析中，有两个结论对于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一，今天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景观很混乱，有很多不同的社会理论或范式，其中一些理论相互之间还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或理论家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换是不理性的。接下来的十九讲，我们会为读者介绍这些理论。读者将会看到（这也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每个理论家彼此都会相互沟通，彼此批判性地相互关联，所以这些理论之间都会有某些重叠性、相似性以及相互补充之处。社会学不是立基在一个单一抽象、独尊的范式之上的（比方经济学，就有相当清楚的某个特定的理论方向占据支配地位或是霸权地位），社会学也常因为浩如烟海的理论而为人诟病。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学科因此分裂成，或有必要分裂成诸多彼此不相往来的取向。对于此刻被邀请进现代社会理论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是必须先知道的结论。读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成为通晓本书所介绍的所有理论的专家，我们也不要求读者都要变成专家。更何况就连社会科学的教授也几乎没几个真的能关注所有这些理论的最新方向。但请读者不要因为理论的繁多，就逃到随便一个看得上眼的理论中去。有许多学生真正了解的就只有一个理论，然后只喜欢这个理论，对所有其他理论就弃如敝屣。很可惜的是，不少大学教师也是持这种态度，也就是不少教师就只专注于一个（而且就只有一个！）理论，然后把其他全部理论原则上都视作“坏理论”或没用的理论。如同上文提到的，社会学中不同的取向彼此之间一定都会对话，所以我们会建议读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与不同的理论流派交流沟通。这样可以避免片面与盲从。上文提到经验研究与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理论太过片面与盲从的话，由此而来的经验研究也必然会为之逊色不少。

从波普尔和库恩两人的“辩论”中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则直接关系到接下来的章节。如果理论问题不是单单借由经验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经验研究的层次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不是截然二分的，如果从上述亚历山大那个图表所清楚呈现的经验环境和形上学环境之间的连续统出发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工作不会像波普尔或理性选择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提出日常陈述和法则，以及对日常陈述和法则进行证伪而已。社会理论还必须关心亚历山大图表中的“一般预先假设”所指为何。从经验方面的一般化，到将哲学的、形上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基本态度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无所不包的诠释系统，这些全都涉及理论问题。任何属于社会科学世界的人，都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层次的论证解释。只想局限在纯粹的经验理论中是不够的。［这里无须赘言的是，我们对于理论的理解方式当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如前所述，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也许不会把本书接下来要介绍的理论视为“理论”。若读者想直接看看关于“什么是（社会）理论”这个问题的争论的话，可以把亚历山大的著作《1945年以来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的第一章，跟德国的理性选择理论领军人物埃瑟（Hartmut Esser）的著作《社会学：一般性的基础》（Soziologie. Allgemeine Grundlagen）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好好对比一下。］

如果我们以广泛意义下的理论概念作为基础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以及理论的数量没有阻碍地任意增长，所以理论争论会一发不可收拾？答案当然是“不会”！因为，回到上述第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诸领域已表明，虽然理论是多样的，但对于研究的基本或核心问题是什么，学者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些核心问题进行确认也是可行的。我们相信，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沿着三个特殊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是行动？”“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造成了社会变迁？”所有的理论家，不论是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家还是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家，都在探讨这三个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说，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行动从来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是会形成秩序，这些秩序会随着历史而变迁。就算以下将会讨论的各个理论家的著作对于这三个问题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可能有些对行动的兴趣大过于秩序，或对社会稳定性的兴趣多于对社会变迁的兴趣，但这些问题仍然总会彼此缠绕在一起。这些问题让人们感到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使理论家得出某些具有时代诊断意味的结论。因为，在每个理论家那里都可以发现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抽象概念，它们都会或隐或显地表现为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现状、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甚至是社会过往状态的具体评估。分析这三个问题，不是单纯在装模作样或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引导我们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任务，而且也正是这个核心任务让社会科学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充满知识性、乐趣和吸引力。这个任务，就是去理解、掌握现代社会的当下，以及发现即将到来的趋势。

我们依此来规划以下章节的结构。我们的论断是，人们可以认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就是不断在追寻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起兴起了持续的辩论，这场辩论从一位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动力，且后来的理论家，不论是否明显继承他、不论赞成或反对他，到今天都还是不断与他有关。这位学者就是帕森斯。由于他的著作对于现代社会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三讲都将专门讨论他。帕森斯著作的继承与接受的历史正好很清楚地教会了我们前文所涉及和强调的一件事：从以前到现在，社会学都绝不会轻易因理论方向的不同而分崩离析。社会学，是一个通过沟通、理性的争吵、分歧的争论，不断向前推进理论发展的学科。我们将在以下十九讲为各位读者仔细呈现的整个理论图景，便是以对帕森斯思想体系不断进行的回顾为基础的。

我们将会为所有的读者尽可能仔细地指出，帕森斯怎么理解社会行动，怎么理解社会秩序，关于社会变迁谈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他一些理论方向与之分道扬镳。其中也会为各位读者简短介绍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各个理论方向的奠基者，各位读者可以大概了解这些理论方向在哪些经验研究领域发展出了特殊的长处，以及显露出哪些短处。对经验研究比较感兴趣，或是要培养对经验研究兴趣的读者来说，与经验研究领域有关的理论可能会比较有趣。而这也再次表明了我们不断反复提到的一件事，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不是确然截然二分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