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决断

隋唐洛阳城的底子是任性的隋炀帝杨广打下的，这个事实须提前申明。隋朝国祚虽短，却有若干成绩不能忽略与低估，隋东京的建成就是其中一项。《隋书帝纪第三炀帝》载：“（仁寿）四年（604）七月，高祖隋文帝杨坚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即位4个月后，隋炀帝就按捺不住来到洛阳，登北邙山，考察地形。此时的北魏洛阳城因频经战乱已满目榛芜，于是炀帝打算另择形胜之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条记载了隋炀帝与大臣苏威的一次对答：

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该年十一月癸丑，隋炀帝下《营东都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这篇诏令引经据典，辞采飞扬，写得很是冠冕堂皇。然而，对照隋炀帝日后所作所为，“今所营构，务从节俭”这一句，变成了极大的讽刺。

第二年，隋炀帝改元“大业”。这是名副其实大业奠基之年。

三月丁未，于故周王城东、汉魏洛阳城西开始营建东京，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主事，阎毗、裴蕴、裴矩、何稠、元弘嗣等人协助。最初的诏令还是蛮克制的，并没有表示要大肆营建。不过，实际担当营建东京重任的将作大匠宇文恺很懂得“心理学”，“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他调集200万民夫役人、耗费无数资材，在短短9个月后，隋的东京（主体是宫阙群洛阳宫）和上林苑竟然就告成了。建造落成之快实在令人咋舌。

隋大业二年（606）春正月辛酉，东京成。

一座气度恢宏的新都，就在“东去汉魏所都之成周四十里，西去王城五里”的新址矗立了起来。比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深圳速度”还快，简直是“洛阳速度”“炀帝速度”。《隋书食货志序》描绘这座新都：“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隋炀帝如此急切地兴建东都，内在的心理动机和现实动机何在呢？个中成因比较复杂，有关问题我们会在“宫廷诗的重兴”一章探讨。

隋大业五年（609）正月，又“改东京为东都”，洛阳自此升格。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长安虽存“京师”之名，但洛阳才是事实上的都城。

在后世眼中，隋炀帝是个毁多于誉的人物。丹阳宫兵变时，叛军中的马文举曾列数隋炀帝十大罪状：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壮丁尽于矢刃、使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马文举所说都是实情。隋炀帝的执政风格的确太过激进，常常欠缺审慎的考虑。这与他性格上的致命弱点有关——一意孤行，不肯纳言。《隋书》载，隋炀帝曾对时任秘书郎的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可以说是极度任性。过后到内乱四起时，他又极度颓丧，不思振作。

即便如此，隋炀帝完成了一统疆域、营建洛阳、初凿大运河、西巡开疆、完善科举、融合南北文化这些开创性的举措，客观上开启了隋唐时代的新局。我们不能因他犯下的错误而同时否定他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