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吟坛背景与词社成员名录

晚清时期的北京，词社活动频繁，如光绪丁亥年（1887），端木埰、王鹏运、许玉瑑等于城南拜石唱和；戊子年（1888），况周颐来京，与王鹏运等人进行唱酬，形成《薇省同声集》；戊戌年（1898），王鹏运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词人成立咫村词社，主要活动时间在戊戌（1898）、己亥（1899）两年；庚子（1900）、辛丑（1901），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大背景下，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结集唱和，有《庚子秋词》和《春蛰吟》。可以说，那时北京的词社，聚集了当时全国最为优秀的词人，多是从事较为纯粹的词学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聊园词社的部分成员也参与了盛举。在此之后，北京地区虽然吟唱活动不辍，但鲜见如先前那样较为纯粹的词社，如沈宗畸1908年发起的著涒吟社，“以诗唱和为主，词唱和只有三次”，“人员庞杂，写词盖为一时兴之所至”(5)；“自辛亥以后，京师文坛首有寒山诗社之组成。樊樊山、易实甫皆为巨擘。主其事者，乃关颖人赓麟也。寒山诗社以诗钟为主，间亦有诗题，古风、近体不拘，但不填词。故是时词坛甚为寂寞，偶有为者，不过一二友朋之唱和而已”(6)，从词社活动频繁到词坛寂寞，究其原因，无非是词社活动频繁时期的著名词人如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因方方面面的原因相继南迁，北京词坛缺乏高举词学大纛的后继者。进入民国后，因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晚清一批遗老遗少选择留守于此，一批熟稔传统、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的新生力量被吸引至此，他们聚集在一起，不废吟哦，互相切磋，词坛虽然较为寂寞，但整体上吟唱古典诗歌之风气还是很盛的。

寂寞的词坛孕育新的生机。没有纯粹性的词社，并不意味着没有词的酬唱活动，彼时词的酬唱活动往往借助于非纯粹以词为主的社集平台进行，如寿鑈《还京乐》前序曰：“京师新岁，南社同人集社坛水榭，即事有作，分得水字，借清真韵旧”，即是南社社集中词的酬唱行为；1922年成立的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思辨社中有词人，诸如洪汝闿、孙人和、邵瑞彭、朱师辙、陈匪石、邵章等等(7)，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过诗词酬唱，如陈匪石曾有词作《木兰花慢·壬戌展重阳，集次公寓园》；稊园诗社于1925年上巳节在北京江亭修禊雅集，参加者中不乏一些词人如孙人和、邵章、邵瑞彭、夏孙桐等；1914年成立的清史馆，聚集了一大批传统学养深厚的文人，他们在一起有时会以词唱酬，如在1923年春，金兆蕃有《一枝春·西馆庭植榆叶梅，有桃同根，当春先华，邀孝先、阶青同赋》，紧接着夏孙桐赋《露华》平韵、仄韵二首，其一序曰：“史馆西斋为方略馆，庭前榆叶梅一株，其根桃也。发新干不数年，大逾拱把，迥出檐表。当春桃盛华，而梅犹敛萼，掩抑其间，颇感荣悴之异。用碧山韵赋之”，其二序曰：“桃花渐落，而榆梅展萼媚晴。旬日之间，盛衰顿异，对之怃然。更用碧山仄韵写意”，引发了同人的追和。这些非纯粹词社社集中的词人酬唱，无疑为词人进一步交往、聚结词社打下了基础。1924年春首，趣园主人汪曾武以《山亭宴》(8)词代柬，招集词人聚会小饮。据参与过此次活动的许宝蘅事后的记述，大致能一现当时的情形：“甲子趣社，十二人。满洲奭良召南，江阴夏孙桐闰枝，保山吴涛子明、吴煦子和，武进赵椿年剑秋，仁和吴昌绶印丞，长沙章华曼仙，皆作古人，惟俞阶青外舅、金篯荪、邵伯、汪鹣庵及余五个尚存，得四百岁，当时鹣庵首唱《山亭宴》词，伯书，诸人和作为长卷，今已失去，鹣庵索余旧作，欲补作图卷，而余旧稿已弃，不能记录矣。”(9)参加汪曾武“趣社”的词学聚会者，很多来自当时的诗社、书画社等，他们表现出对词的创作的浓烈兴趣，并认定他们参加的聚会就是词社的雅集。检索当时参与聚会词人留下的词集，不仅都有《山亭宴》的和作，而且多位词人还为汪曾武题填词图，如许宝蘅词《齐天乐》前小序说：“为鹣庵题柳岸晓风填词图。癸亥、甲子间结词社，鹣庵曾以此卷属题，未之报。今复相示，当时题者邵伯、夏闰枝、赵剑秋、吕凤、金篯荪、吴印丞皆归道山，惟吾二人仅存。展卷怆怀，漫赋此解。”(10)据此可知，参加汪曾武趣社的词人积极参与词学活动，至少在许宝蘅的心目中，他们在1923年、1924年进行的词的酬唱是词社活动。不管怎样，综合来看，入民国后北京地区非纯粹词社的词人酬唱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准词社的活动，为聊园词社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前提条件：一定数量的词人，以及愈来愈频密的词学酬唱活动。

乙丑年（1925）十二月，词人们相约聚集于谭祖任寓所的聊园，一则因聊园的“谭家菜”非常有名，一则更为重要的是词人们成立了以“聊园”为名的词社。词社以“谭家菜”相招，以词会友，没有严格的词学章程以及入社条件，加之词社没有社集刊行以及社员名单传世，因而对于聊园词社有哪些词人，各方记载多有出入。笔者搜集比勘相关的文献，发现如下几份记载较为典型：邵章自题(11)、徐珂《康居笔记汇函（二）》(12)、夏纬明《近五十年北京词人社集之梗概》、陈声聪《读词枝语》，以及今人傅宇斌研究所列(13)。为明晰起见，兹列表如下：

提供名单的这五位，邵章是词社的主要成员、词社亲历者；徐珂是当时密切关注词坛动态的人；夏纬明为夏孙桐之子，是词社的亲闻者；陈声聪时在北京读书，也是词社的亲闻者；傅宇斌是当下的研究者，通过“翻阅近人词集”(14)获得的蛛丝马迹来确定词社成员。虽然名单互有出入，但无论是亲历亲闻者或是后来的研究者，应该说他们所提供的名单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如将这五份名单进行合约归并，我们可以知道当年聊园词社社员的基本情况（以年齿为序）：左绍佐、奭良、夏孙桐、王式通、汪曾武、金兆蕃、俞陛云、李哲明、洪汝闿、赵椿年、吕凤、三多、章华、邵章、罗复堪、袁毓麐、许宝蘅、姚华、谭祖任、朱师辙、梁启勋、路朝銮、关赓麟、陈匪石、寿鑈、邵瑞彭、向迪琮、溥儒、溥僡、陆增炜、陈夔，另有来自天津的章钰、郭则沄、杨寿枏、陈宝琛、陈曾寿、查尔崇，共计37人。

郭则沄为汪曾武《味莼词》作序，说“沤社、须社，南北相望；聊园、趣园，故都继振”(15)，受此影响，后来研究者多将趣园成立的时间置于聊园后，但实际情况是趣园词社成立于1924年初，聊园词社成立于1925年岁末。由于趣园、聊园词社成立时间、地点较为接近，二社成员基本来自同一词人群，故两社社友自然多有重叠。据上文所引许宝蘅的记述可知，趣园词社社员12人为：奭良、夏孙桐、吴涛、吴煦、赵椿年、吴昌绶、章华、俞陛云、金兆蕃、邵章、汪曾武、许宝蘅，其中有9人两属于趣园、聊园词社，因此两词社之间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基础。但似乎是后来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聊园词社的发展规模以及影响明显超过趣园，成为民国中期北京地区词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