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老实交代 满油满墨

有人写书成名，有人成名写书。我非名人，也出不了名书，只是一个职业记者的“记着”。

书“序”多请翘楚、高手来写，我本着老实交代的原则，不烦劳别人，且自己絮絮叨叨。也因此，这个“自序”可谓“自絮”了。

路：我在东长安街起步

从报苑蹒跚学步到现在，我从事新闻工作整整28年。可以说，我与新闻为伍，是从报纸上发表“豆腐块”的简讯开始的。我对新闻的热爱有例为证，那时的通信方式，别说手机了，连固定电话都是奢侈品。我和故乡山东的联系，靠“吼”都没机会，主要是靠写信。信的开头不是爸爸妈妈之类的尊称，而是“本报讯”！

我“本报讯”的初“训”，是高起点。我的报业生涯是从在《北京日报》做实习记者开始的。

《北京日报》的办公地址在东长安街西裱褙胡同。那时我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西头，距离天安门广场一步之遥。我时常骑着自行车自西向东穿过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台基厂、北京医院等“高大上”的地方，经东单路口进西裱褙胡同，所经之地都颇具历史厚重感。东交民巷是曾经的使馆区，至今还有荷兰、丹麦使馆遗址，以及著名的六国饭店。如雷贯耳的地方还有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官邸、同仁医院等。

并不宽阔的东交民巷树木参天，每逢夏季，两旁古树茂盛的枝叶把整个街道罩得严严实实如长长的树隧道，古树新叶一起努力生长着，那是终生难忘的风景。

那时的《北京日报》大楼没有被分成新闻大厦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两座主体建筑，也远不及今天通透、现代和气派。对我而言，更喜欢那时的《北京日报》大楼，蓝顶白墙的主楼配以单独的院落，院子坐南朝北，大门开向宽阔的长安街，主楼的东西两侧各有配楼，门口有警卫把守。

我和东配楼打交道很多，那里有照排室，我时常将时任《京华周末》版编辑室主任宗春启签好的发稿单送过去。所谓的照排，是指有专人把写在稿纸上的稿子录入电脑并打印出来，然后编辑拿着打印稿回办公室画版，再回到照排室拼版、出样。在那时并非人手一台电脑的日子里，我始终对照排室充满敬意：一是通体白色的照排室一尘不染，二是照排室的人穿的全是白大褂，如外科医生般把全报社风格迥异的字体“妙手回春”地打成铅字。这段“照排”经历很快成了历史。

大楼的五层，是《京华周末》办公室。那时，《京华周末》是《北京日报》的“大块头”，有深度，充满厚重感，类似于北方媒体的《南方周末》。

宗春启是个父亲般的领导，直到他从北京市记协常务副主席任上退休，我们依然保持联系。他和我父亲同龄，要求也如父亲般严格，是我新闻工作的启蒙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说如果你能抓拍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婚礼的图片，我给你发《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尽管我始终没能抓拍到这一幕，但是捕获了不少“新闻大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前夕，天安门城楼进行整体装饰粉刷，我克服恐高爬到城楼楼顶拍摄的一组照片被刊发在《京华周末》报眼位置。

宗春启对我的关爱并不局限于《京华周末》。在他的推荐下，我的稿子多次刊登在《北京日报》黄金的报眼位置，以及《北京晚报》头版重要位置。与此同时，我和新华社记者合写的稿子还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电通”全国，都是打眼的头版黄金位置。与这些相比，我更感激宗春启对我新闻敏锐感的培养和训练。

人：给我把过“方向盘”的恩师商恺

商恺是我的另一位恩师。当然，这与《北京日报》旗下的《新闻与写作》杂志密不可分。《新闻与写作》直到今天，依然是新闻战线的核心期刊。那时，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任上退下来的商恺，在《新闻与写作》上连载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回忆录。《新闻与写作》为商恺开辟的《乔木颐园话新闻》专栏，系统地讲述了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时有关新闻的诸多观点、论述。

作为秘书，自1958年起，商恺在胡乔木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协助胡乔木联系《人民日报》。商恺是新闻界的旗帜性人物，这不仅缘于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带出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及《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等多位知名的门生，还在于他是胡乔木的秘书，在中南海工作10年，协助胡乔木分管《人民日报》。

作为记者，商恺以写工作通讯、旅行通讯见长，著有《大地笔踪》《春风秋雨马颊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作为教育家，他编有《报纸工作谈话录》，著有《致青年记者的60封信》《报海帆影》等影响了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著作。其中，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报海帆影》的书稿就是我骑自行车送到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晨手中的。

艾丰的本名是艾宝元，“艾丰”就是商恺给改的。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成为我从业的良师益友。与王晨、艾丰等简单的交集相比，让我受益良多的是商恺的言传身教，这对我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恺本身是个传奇。作为老革命，他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1938年参加冀鲁青年记者团，并开始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抗战作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中共清平县委宣传部干事，主编党的刊物《抗联生活》《支部生活》，在此期间遭国民党监禁；1946年任中共博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创办县委机关报《博平群众》；1948年调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58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胡乔木的秘书；1977年重新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记者部负责人；1984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培养和帮助过许多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批复同意，于1987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为商恺如鱼得水的宝地。

自1984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起，至199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二届专业职务评委会任上退休止，商恺11年担任新闻研究所重要职务，或者新闻法研究室主任，或者新闻研究所所长或党组书记。

商恺被称为“三不记者”。在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期间，他60岁高龄赴西北调查研究时，一不坐飞机，二不住宾馆，三不出席宴会。有次去新疆采访，拜访新疆《伊犁日报》，当他拿出名片时，报社高层大吃一惊！这样一位新闻界名人，竟是坐了一天半的长途汽车，翻越700多千米的天山，从乌鲁木齐一路颠簸来到伊犁的。坐汽车走这条路，就是年轻人下车后浑身都像散了架似的，何况是年已六旬的老人。到伊犁后，他执意不住高级宾馆，而是住在兵团招待所。2020年，我跟随一汽-大众奥迪组织的奥迪Q5L车队，驾车走过这条路，开车都把人累得够呛。

商恺的名字之于我及家乡，如雷贯耳。家乡人都知道他在中南海工作，虽然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及胡乔木秘书的头衔，但是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从《新闻与写作》主编那里拿到联系方式后，在人民日报社东北角的一栋普通筒子楼轻轻敲门，为我开门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戴着一副茶色花镜，用略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说：“欢迎你。”商恺平易近人的三言两语，让我此前的种种紧张和顾虑烟消云散。在看了我发表过的一些作品后，商恺决定收我为徒，并称我为他的“关门弟子”。

他说，首先看我的作品不错，其次又是老乡，他还邀请我搬到他身边来。比他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在职研究生更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在其身边居住4年，期间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商恺的夫人李群老师，也是一位老报人，是《光明日报》的著名记者。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书，我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意翻看、阅读。

在商恺身边4年，我得到的不仅是一对一的授课，而且是胡乔木关于新闻价值观的教程，含金量是国家级的。很多时候，我是商恺专栏《乔木颐园话新闻》的第一读者。胡乔木时常把《人民日报》的记者邀请到中南海的颐园进行座谈。作为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谈话，广泛而大量，有抽象也有具体，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辑，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无所不包。大力发展通讯员队伍就是胡乔木最早提出的报纸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胡乔木还非常注重报纸编排得是否生动，他把同一版面上的长文章、长新闻称为挤在一张床上的胖子，姿势再美也不会好看。报纸的版式中既需要有吸引人的标题，也需要有适当的图片搭配。尤其是文章标题的重要性，文章好比“画龙”，标题才是“点睛”，龙身画得好，龙眼点得好，整条龙就活了起来。有人说，画龙容易点睛难；而胡乔木认为，写文章不易，做标题更难。有时候想个好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的三分之一……

当胡乔木这些关于新闻价值观的观点从商恺口中拉家常般口述给我时，我无疑是幸运的：我享受的是一对一的国家顶级的新闻学教育，授课老师是中国新闻界的翘楚，授课内容是胡乔木的新闻学。在今天，这种待遇也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退休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商恺担任《中国地市报人》总顾问。作为新闻界的翘楚和社会名流，拜访者在其退休后门可罗雀，这是商恺所乐见的。他教诲我要干实实在在的事。

《中国地市报人》每年都有新闻评选，出任总顾问的商恺，面对各地总编辑的拜访、托请，始终坚持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原则。对此，我也体会深刻。记得首次拜访他，我买了一棵滴水观音绿植，受到严厉批评并约法三章：来之前务必给他打电话；不带礼物是原则；如果一定送所谓的礼，需征得同意。他所要的礼物无非是两斤鸡蛋、一块面包这样的日用品，哪怕是一管牙膏，在他眼里都胜过其他珍贵物品。在他身上，不少人，像我这样都吃过闭门羹。对于拜访者，商恺不设宴，也不赴宴。当时，不少登门拜访的地市报的总编辑，都在商恺家吃过我做的粗茶淡饭，我的厨艺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

退休后期，商恺患有糖尿病。作为学生也作为助手，我时常按需到北京各大医院为其买药。有一段时间，他吃的是松果体素，我就从城东的朝阳区东三环的金台路人民日报社到海淀区西三环外的空军总医院，骑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往返两三个小时买药。

商恺对我职业选择的影响也不小。他那会儿就要我做一个专业记者，做一个令人尊敬的行当，从事一个生涯相对长的职业。他当时就提出，足球、证券、汽车等专业性强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甚至举例说，哪里着火了的社会新闻，是个记者就能写，而类似于股票、金融、医疗等行业，则需要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和职业修养。

说到和商恺是同乡，也说说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山东聊城，确实人杰地灵。季羡林、李苦禅、傅斯年等名人的老家与我家相距不足百里。武训、孔繁森、张自忠等响当当的古今人物也生于斯。

聊城在古时候闻名遐迩，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四大商埠，康熙九下江南都在此留下千古诗句，其下辖的临清也是季羡林的故里。临清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以生产故宫的城砖和西藏的哈达著称。我一直在思索，一望无际的鲁西平原是怎样造就人杰地灵的？我想，除了黄河冲击形成的华北平原的一方水土，恐怕还和这里的人们格外善良、格外勤奋、格外淳朴有关。当然，在黄河数次水患形成包括河北大部分在内的华北平原之前，山东在8000万年前是蓝色海洋，从地理演变上，五岳之首的泰山那时还是海上的一座孤岛。

车：开车上路热血未凉28载

从喊别人老师到别人也称呼我为老师，2022年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28个年头。从娃娃记者做到四十不惑，其间“码字”近千万，文章上万篇。

似乎也是命中注定，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做实习记者起，除了在《中国汽车报》有过两年的专业经历，更多的时间都在“京报集团”转圈儿，《信报》《竞报》《北京晨报》。2018年和《新京报》整合的《北京晨报》是我的老东家，从《北京晨报》1998年创刊到2018年和《新京报》整合，我把13年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北京晨报》。

按工种分，我跑过时政新闻、社会新闻，写过经济新闻，也从事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报道，北京市妇联还给我发过大大的“妇女之友”聘书。

先做杂家再做专家，也是恩师商恺给我的指导思想。我从事最多的，一直是汽车产业的报道。如果从1997年《北京晚报》每两周一块汽车版的黑白版算起，至今整整25年了。北京纸媒有关汽车版块和汽车报道的起源，属《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最早。

那时，《北京青年报》的产经版面还是大报，每周只有一块版。所谓的一块版，其实是半块，上半版是电脑的内容，下半版才是汽车。《北京晚报》的汽车版，是从经济部分离出来专门组建的专刊部。

那时，出版汽车类别的版面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需要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打书面报告。我清晰地记得，在是否有必要创办汽车版上，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并没想好，甚至是充满争议的，创办申请拖延了一段时间才获批准。

那时，《北京晚报》的汽车版，相当于旬刊或半月刊，与“花鸟鱼虫”版，隔周轮流出版。所谓的版，也就是今天看来可怜的一块版，且是黑白的。那时的版主是屈俊峰，我为其打杂。可惜，屈俊峰因心梗英年早逝。

那时，通用、宝马、奔驰等跨国汽车巨头并没有设立中国公司，机构多是商务代表处。全国跑汽车口的记者屈指可数。有段时间，北京的出租车在“黄面的”之后，用过一批车身整体用玻璃钢一次冲压成型的“中华子弹头”，是一种大两厢的旅行车，一次冲压成型的玻璃钢车身以对人的安全保护为卖点。工厂设在今天北京市丰台区西南三环丰益桥附近，采访后工厂请记者吃饭，全国跑汽车的记者一个圆桌都坐不满，远没有现在车企搞活动动辄三五百人的壮观场面。据统计，如今全国跑汽车的记者达5000人，也有说8000人的，足见汽车产业的兴盛。

在我长达28年的记者生涯中，除了做过时政和社会新闻的“短线”，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做汽车报道的“长线”。那些做“短线”的杂家经历，为我做汽车行当的专家进行了“长线”能量储备。当然，我的“短线”也做得不错。例如，在“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的1998年，我奔波在北大荒采访一个多月，也是刚刚创刊的《北京晨报》开辟的第一个个人专栏。我也不曾忘记，我采写的《鸟类起源在中国》系列文章，不仅属国内首发，还引起了业界轰动，时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的季强博士在辽宁北票发现的“中华龙鸟”被认为鸟类的鼻祖——比德国始祖鸟更早，我的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辽北化石保护区的成立。

我的“不务正业”还体现在汽车之外。熟悉我的人知道，我钟情摄影，也爱写一些“散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和《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是中国一南一北很好的副刊，我那时的拙作时常见诸“五色土”副刊之上，摄影作品也发表过不少。当时，《北京晚报》分管“五色土”的副总编辑是李凤翔，和蔼可亲的李凤翔一手了得的书法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我的不少作品就是通过这样的“大家”发表的。巧合的是，李凤翔的儿子李增勇是我《北京晨报》的同事。

人生没有几个28年，无论在我效力的单位还是汽车行业，很庆幸结交和认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刘顺发，先后担任《信报》《竞报》《北京晨报》的总编辑和社长，是我的长期领导。会用人、善用人、懂用人、团结人，和他打交道，不会因他是领导而紧张，他格外平易近人。《北京晨报》最后一任社长李凌云，出身报业世家，他有着操持大报的阅历，尤其是有着新旧媒体转换时代媒体的责任感。还有崔恩卿、陈炼一、宋汐、朱敏等领导和同事，我和他们有的长期共事过，有的也仅仅一面之交，但是他们都是我新闻生涯的良师益友。

新闻以外的汽车行业，或者媒体同行或车企同仁，李安定、吴迎秋、程远、李铁铮、李苗苗、何仑、李三，张兴业、徐留平、陈虹、竺延风、李书福、尹同跃、潘庆、陈志鑫、王晓秋、俞经民、刘亦功、董修惠、荆青春、胡绍航、张海亮、贾鸣镝、张亮、刘智丰、孙玮、王燕、蔡建军、金弋波、孙晓东、庄宇、曾家麟、孙广阔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例如，李安定和我是忘年交，吴迎秋对行业有着无人能及的前瞻性思考，何仑的严谨，李三的外语，尹同跃的坦诚，王晓秋的幽默等。和程远老师的交集远谈不上密切，但我从别处得知，他时常推荐“汽车预言家”的王鑫等人看我的“大周说车”。宝马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孙玮，我和其在沃尔沃时就有交集，她是把我拉进马拉松圈的领路人。现任捷豹路虎中国企业与公共事务执行副总裁王燕，2000年前后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关经理，那时奔驰第一次组织国内媒体去奔驰总部斯图加特访问，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国……

一路走来，北京多家报纸皆留下了我的名字。《北京晚报》《信报》《竞报》《北京晨报》4家报纸，要么是我亲自创办了汽车周刊，要么是由我长期担任汽车周刊的主编。哪怕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之外的报纸，也有许多在创办汽车周刊之初，征求过我的意见。例如，《新京报》在创刊汽车周刊时，车云网创始人程李时任《新京报》汽车周刊的负责人，他和团队的吕惠敏等人，在前门饭店召开创刊前的调研座谈会，专门叫上我，征求我对办刊的意见。

在《北京晨报》1998年7月20日的创刊号上，我采写的《大使座驾在京拍卖》的消息，登上了报社头版。三五百字的消息，大意是一些驻华使馆的淘汰车辆，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面向百姓进行拍卖。尽管是多国驻华使馆退下来的二手车，也尽管价格相比新车便宜很多，但是原本并不多的车辆还出现了流拍的现象。毕竟，那时有钱买得起汽车的百姓凤毛麟角。

“大周说车”就是从那时起开设的专栏。除了逢年过节报社整体必要的停刊，我的“大周说车”每周一篇千字文从未间断。

迄今，“大周说车”在行业保持了两个纪录：一是汽车界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栏；二是20多年来每周一篇，持续不间断。记得有一次，腾讯汽车的编辑打电话邀请我的“大周说车”专栏入驻。让我感动的是，那位编辑说是“大周说车”陪伴了她整个大学时光，她甚至恭维地说，是看着我的“大周说车”长大的。

之于编委、主编、编辑、记者、顾问和智囊等头衔，我最看重的还是记者。除了出席必要的社会活动，我一直坚持在新闻采访第一线，这才是获得鲜活新闻的源头。只有跑得多、看得多、听得多、问得多，才能近得多、实得多、真得多、鲜得多，才符合新闻本源。坐在办公室是写不出别人爱看的新闻的，更别提给人以启迪、给行业以思考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尽可能冲在汽车采访第一线，比我“跑口”或早或晚的同行，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要么离开了汽车行当，要么自己创业。我始终还在一线奔跑，也有同行竖大拇指称赞我的坚守。有时候，对于我的亲力亲为，反倒是有些企业过意不去，他们认为有些活动完全可以派记者，不必事必躬亲。我非刻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所致。

这么多年，我对汽车行业充满敬畏之心，并用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理念，作为写作的原则，更把“不胡写、不乱写、不瞎写”的“三不”原则作为信条。我把印在报纸上的名字看得比命还珍贵。过去的27年，并不是说我采写了多少令行业轰动的文章，多少名篇佳作，我引以为傲的是，忠实记录了汽车行业在中国的进程。

感谢机遇。我见证了汽车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小30年”。也正是这30年，变革中的百姓经历了从买不起车到买车摇号的巨变，我们常说的中国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汽车百年的道路进程，老百姓的买车经历就是缩影。

感谢汽车。汽车行业是诸多行业中相对稳定的，无论是汽车企业的工作人员还是媒体同行，可能出现过跳槽现象，但大多还在这个行业。而有的其他行业，则并不稳定。伴随着新能源汽车及智能交通的发展，汽车是“四个轮子两个沙发”的造型可能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但是汽车在中国还大有前景，至少不是夕阳产业。

为此，我把中国的汽车划分为两个时代。

1990—2020年，为进入汽车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接触汽车和汽车企业在中国野蛮生长的时代。

2020—2050年，为建立文明汽车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探索汽车和汽车企业优胜劣汰的时代，并将是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立足世界的时代。

两个时代长达60年。我有幸完整地见证了第一个时代。如果够幸运，还会见证第二个时代。

感谢热爱。热爱是发动机。很荣幸，我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汽车时代，成为中国汽车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思考者。往小处讲，从中国汽车可看经济转型、行业布局、百姓生活；往大处讲，从中国汽车可看中国道路、中国动力、中国速度。

中国发展、中国汽车，不挂“倒挡”。

我也会勇往直前，“油墨”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