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远冬返身出来，双腿一直颤抖不已，怎么也抑制不住兴奋激动的心情。信步来到车站广场南侧的公共厕所，他急不可待地要进厕所点数后背裤带里的钞票。他只想把自己交给丢了钱的瘦高个儿七千块钱扣够了，剩余都给矮胖子一人算了。算是他给瘦高个儿帮忙挽回了七千多块钱的损失。可是，他们慌忙分手的时候，没机会约定矮胖子摆脱瘦高个儿后在什么地方分钱。又想，矮胖子叫他在厕所等他，他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厕所。矮胖子并不笨，他一定会找过来的。公厕的门口横着一张桌子，一个胖老女人坐在里面。贺远冬正要从桌子边挤进去，胖老女人拦住他：“喂，一块钱！你没见这儿写着吗？”
“撒泡尿，还给你一块钱？那鸟儿还由你管呀？”
“那你出去吧，不要来我这儿撒了！”
贺远冬极不情愿地抠了多一会，只有一张五角的纸币，四枚一角的铝质硬币，“啪”一下扣在桌上，老女人睄了他一眼：“还差一毛！”
“只有九毛！少你一毛钱，我一泡尿不撒完可以了吧？”贺远冬边说边往里跑。背后，苍蝇似的飞过来一句讥屑话：“一看就是个农民工，小气鬼！”
进了厕所，厢隔的壁上满是“刻章办证”（一串电话号码），“枪支，迷魂药，透视麻将，学生妹......”（一串又一串电话号码）等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都吸引不了贺远冬，他急不可待地掏出那卷“连着号的”崭新钞票，解开黑色方便袋，他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厕所里！
那是一沓冥钞！
他飞快地跑出来，再去找这两个人，却连鬼影子也找不着了。
其实，找不着这两个人，也是贺远冬的万幸。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罢了。
他垂头丧气转回来，才发现车站旁边矗立一架标语亭，上面玻璃镜框镶嵌着“有困难，找警察”的温馨提示。他找到车站警务值班室。值班警察听了他的报案，对他说：“现在骗子多呀？你得当心呀！你是哪里人？出来干啥的？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又没逮住骗子扭送了来，让我怎么给你处理呢？以后当心些哈！”说完，把头拧向一边，不再理他。
贺远冬从警务值班室出来，见门口旁边的墙上还贴有一张值班室里那个警察头像的“温馨提示”：“不要去车站广场以外的地方闲逛；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轻信‘好心人’拉客送行李；不要参与地摊上摆‘残棋’、‘橡皮筋套笔’、‘猜扑克牌’等游戏......”
贺远冬身上仅剩有三十多块钱，他再次陷入了绝境。
他在车站广场漫无目的的晃荡，心中拉拉作痛。这时，即便有够买车票的钱买到回家的车票，他也不好意思进得家门。他同贺远春一块儿跑到工头儿家里去结的账，就这么身无分文地回去，连编谎言骗方菊的余地都没有。将这遭遇原原本本讲出来也没人相信：一个大男人，就这么简单被人骗了？说出来也是丢脸的事。
信步走出车站广场，不知不觉又被人团团围住，问他话，他只会用家乡土话作答，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外地乡巴佬。就像贵州从外地引进的那头驴，初被老虎看住，它只会蹶一下后蹄以示警告而已。于是，围住他的人抢的抢他的行李箱，拽的拽他的衣服。贺远冬成了撞入网罟的鸟儿，任是左冲右突也脱不了身。
这些人不是小偷，也不是骗子。这些字眼用在他们身上与其身份不符。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明叼明抢，大有“杀人者武松也”的江湖豪气。农民工一时找不着活干，当然就是“氓流”了，也就是把“流氓”两字倒过来新创的一种特殊称呼。大凡氓流，一般认为是社会治安重点防范的对象。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盲流”，至于哪种称呼更确切，那是社会学家们研讨的问题。罚这类“氓流”或“盲流”们的款，他们拿不出几块钱来；把他们抓起来拘留，还得倒贴生活费。唯一的办法就是驱赶！
贺远冬此时的境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视里《动物世界》中的一组镜头：一头落了单的野牛，立刻被一群狮子围在垓心，纵使将身子打着旋转也无法突围狮群的包围圈儿。
他胆怯，慌乱，焦急，正不知所措，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了一下，把他晃了个大趔趄：“我们都在到处找你，却在这里跟他们纠缠啥？车都找好了，就等你一个人！”
那只大手拽住贺远冬挤出“狮群”，贺远冬才看清那人：大腹便便，一脸横肉，手指头粗壮得像五棵胡萝卜。脚穿一双解放鞋，脚跟外侧的鞋帮几乎变成了鞋底。他站在那里，就像立在神道上守护陵园的翁仲，令人望而生畏！
晚上玩了一通宵扑克，上午又是结账，又是赶路，贺远春倒也不觉得疲乏。可一上车，摇摇晃晃，他就迷迷糊糊想睡觉。刚瞇上眼睛，又被一阵激动声高的家乡话把他的瞌睡赶跑了。那是一个男子在打电话——
“喂，我说你这个人咋这么愚蠢呢？连这点事都办不圆转，亏你还跟我在外跑了这几年！是呀？是我叫你送去的嘛！你长了个猪脑壳，一点事都不想一想！我叫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送去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直接收你的钱吗？蠢猪的妈哭儿，蠢死了。猪！你把我谋划得好好的事给办砸了。——气死人！好了，别说了。我已经上了车，明天中午就到家了。你听着，喂，喂！你立即主动给我把门关了，先停几天再说！”
贺远春寻着声音望去，“咦，这不是亮星吗？这几年在哪儿发财？”
陈亮星回过头来一看，是贺远春，他忙把手机盖儿合上，往腰间皮套子里塞，腾出手，伸过来，回走几步，握住贺远春的手，使劲摇晃了几下，惊喜道：“怎么是你呢？贺哥！你不是在乡政府工作么！——旅游，还是公差？”
“母差哟，还‘公差’！鬼使神差！出来打工。”
“贺哥真会开玩笑。你们乡干部都出来打工了，谁信呢？”
“真的，我哄你干嘛？我一个烧饭的火夫，哪是什么‘干部’？——干萝卜！我脚受了一点伤，住医院时，正赶上撤乡并镇。原单位不存在了，自然就没我的事了。不打工，你说，老婆孩子吃啥喝啥？孩子上初中，一年，这费那费，怎么也得几千块。唉，一提起钱，头都胀了！你给谁打电话？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知道，我那个女人，看起来光眉子画眼儿的，纯属驴粪蛋蛋外面光！一点儿也不灵醒。差点把人气死了！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在河北煤矿，给姑父在井下领班。你应该是认识我姑父的，就是在河北认了那个矿老板作干爹的张兴元。我跟他干了这多年，手里不敢说多，百儿八十万还是有的。后来，卞龙接管了那个煤矿，姑父也被人投炸药包炸死了。——那边，公安到现在还在查呢！人家已经怀疑到凶手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人。——从那以后，我就没在河北煤矿干了，带着陈燕去内蒙包了一处铁矿。由于井下环境不好，淋头水太大，巷道分布不合理：该进的地方没打进去就乱放炮，不该打的地方，却打的一塌糊涂。你说，我能不放弃么？咳！说这些你又不懂！在那儿我不仅没赚到钱，还倒赔了十几万。去年回到家里，闲着没事干，贺哥晓得我是在外面浪惯了的，我见集镇上还算热闹，再加之自己也爱玩，就租了人家一个门面，开了一家麻将馆儿。生意倒是还不错，每天千多块钱稳赚。
“听曾跟我一块儿下过煤窑的一个朋友说，他那边有个铅锌矿，因接二连三出事故，去年就死了五六个工人。找人掐算，说矿老板这几年行劫财运，弄不好还得谨防牢狱之灾。矿老板深信不疑，就降低条件，把矿转让出去，换了人也就换了手气。朋友鼓动我去看看，要是能接管，他也想入股。可我过来没几天，矿山的底子没摸清楚，不敢贸然下手，冷所长给我打电话，说公安部马上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扫黄打非突击运动，提醒我注意一下。我叫陈燕给冷所长送一万块钱去，到了他们系统交叉检查的时候，都把眼睛皮儿耷拉一下，等风头过去了，也就没事了。你说死女人有多糊涂？她拿着一万块钱到派出所，冷所长正在开会。她就在会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钱往所长手里塞。把冷所长也气疯了。当场把她臭骂了一顿。问她是不是有神经病，把陈燕也骂哭了。
“你说，背时女人把事办成了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我不回去能行么！冷所长说，他只好公开查封我的麻将馆，才能消除一部分负面影响。”
“谁都想在人面前显得一身清白，但谁又真正能做到绝对清白呢？再贞洁的女人也不敢说自己从没动过邪念；再淫乱的娼妇也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个事。”陈亮星说。
“那你回去打算怎么弄呢？”贺远春问。
“事情已经弄得很被动了。唯一的办法，就只好忍痛割爱，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地保住冷所长他们的面子，还是给自己留条退路。一旦有了机会，都是江湖上的朋友，他们不可能不照顾情面，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如果只顾眼前利益，与领导把关系弄僵了，自己不是把今后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所以我还是主动把麻将馆拆了，改为理发店。”
“说了半天，还是改头换面嘛！都是一样的开店做生意，照样是赚钱，哪能叫‘牺牲’你的利益呢？”
“你没涉猎过这些行业，说了你也不明白。开理发店，又辛苦，又下贱，累得腰酸背痛，十天也挣不来开麻将馆一夜弄的钱多呀？——还不算在牌场上放高利贷和抽头的收入呢！”
“你放心，哪样事不是一阵风？先关几天门，等运动过后该咋弄照样弄，说不定冷所长还是你麻将馆的保护神呢！前几年又不是没禁过赌。人家的赌场都查封了，冷所长的小姨子开的麻将馆生意照样红火。谁都知道，冷所长的小姨子实际上是替冷所长的妻子背包的，冷所长的小姨子仗着后台硬，做起生意来毫无顾忌，过于张扬，那些受到查封的人便心生嫉妒，由妒生怨，由怨生恨，老向新闻媒体寄材料举报。报社也来过几个记者调查采访，收了冷所长的红包。虽然烟消云散了，毕竟让冷所长有所顾忌。冷所长不让小姨子开麻将馆了，去县城租房子开宾馆。住她的宾馆，旅客享受特殊服务更安全......”
贺远春继续说：“每年，冷所长给他的属下都下达的有创收任务。而且，这些创收任务与他们的年终奖挂钩。他们所里的人就想尽各种办法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比喻，他们故意放任旅馆里专做那种生意的人放诱饵下套钩。有时钓上一条大鱼，可以罚他几千到几万！当然不能让“诱饵”有劳无偿，她们是会在旅馆老板或老板娘那里得到几百元抽头的。但谁敢在所长的小姨子宾馆里搞一次骚扰性的突击检查？万一遇上系统内部互相抽查，冷所长是会提前给小姨子打招呼的。”
“你虽然是在机关单位搞后勤的，却掌握了许多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呀。”陈亮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