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创，以及发明创造和所有权的全球体系

没有比陈蝶仙的所谓“玩创”（tinkering）活动，更能彰显知识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纠缠了。作为作家兼编辑，陈蝶仙在一个机械化复制的印刷时代，雕琢、组合、调遣文字；作为化学爱好者，他调和、配制各种原料；作为蹒跚起步的制造家，他改造各种器械，比如胶版印刷机和泡沫灭火器。他以语言大师的身份雕琢文字，以化学爱好者和初生的制造家身份从事实验，这两者的交互关系在一个工业体制和工业所有权尚未确定的时代，为他的实践活动赋予了创造性。词与物的“玩创”基于轻工制造技术的改良（而非发明），最后带来工业革新以及可观的商业成就。陈蝶仙所采用的方法，因而揭示了对流通的技术进行即兴改造和模仿的现代意义。

我使用“玩创”这个词，并将“玩创”设定为陈蝶仙民间工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意在唤起这个词的口语意涵的同时，将其引入关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论争中。“tinkerer”最初是指修补锅碗瓢盆的流动匠人，他们的目的是改良或修复物品。(38)后来它的含义拓展到试验和维修机械部件的人。在口语中，“tinkering”通常是指试验、把玩某个东西，有时（即便不是一直）指修理、改良物件，而结果未必是让它焕然一新。因此，这个词会让人感觉带有贬义。比如在英国人的研究中，此类活动往往不加甄别地与吉卜赛人或爱尔兰人联系起来，指称那些从事低端技术劳动、靠修补瓶瓶罐罐勉强维生的流动工匠，而且他们的修补行为常常被描绘成不连续的、临时的。(39)

然而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要开拓“tinkering”的概念，使其用于重新思考创新和生产的实践。鉴于“tinkering”的历史语义，选择这个词很难确保其语义中立。例如，它会让人想起技术和工业发展中关于创新本质的历史争论。历史学家——如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曾指出，（开放的、公共的、以“实用知识”为特征的）西方知识经济、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以及“心灵和政治的多样性”完美地汇合到一起，共同催生了技术革新的重大突破，不可思议地成了工业革命和西方后来持续的技术优势（1990，302）。(40)为了把牛顿物理学和工业革命连接起来，还有些人认为有一种独特的“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它启动了包含机械知识的实践行为，影响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机械师和商人（Jacob and Stewart 2004）。然而，修正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提防这套自我炫耀的西方崛起论，还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技术发展和创新的途径。有人反对革命式的、宏大的发明观念，认为后来传播到西方以外的技术所经历的变化是渐进的、非线性的、非目的论的。(41)还有人补充说，这类基于渐进式改良实践的创新很难说是西方特有的。(42)近来，后殖民学者和全球史学者已更具体地证明：科学和工业的形成总是包含跨国界的交换与邂逅，以及知识在传输过程中会发生必要的调整、变动和修改——并且往往是递增式的，其传送方式并非平缓的、弥漫的，而是要穿越不平稳的权力地带，经历本土化的调适、翻译和争论。(43)本书使用的“tinkering”，其成立的基础正是批判规模化的创新以及那些横空出世的发明，强调临时的、偶发的、实验性的创新形式，强调其作为技术交流的手段遍及世界各地。

除历史语义外，“tinkering”这个词在21世纪的当下，正愈发明显地和奠定高科技产业（抑或是其创始神话）基础的DIY文化以及创业文化联系起来。例如，中国深圳等地的生产设计中心所进行的克隆和“剽窃”活动，如今就被认为促进了创新和实验（Stevens 2018）。(44)正如2014年旧金山“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开设了“玩创工作室”（Tinkering Studio），21世纪作为数字时代，见证并真正推动着DIY文化的复兴。(45)这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便利的网络资讯而成为可能，并影响着“创客”(46)群体，他们活跃于艺术、科学和技术的交界处，以亲身从事玩创活动为骄傲。在这些当代话语中，“玩创”和DIY精神呈现为观念的工具，用来拯救那些可能被现代知识产权或企业生产机制妖魔化的实践活动。调适、知识的集体共享（或开源）以及改良（而非发明）等行为，越来越被视为创造性的合法元素。(47)

诚然，近来有批评者警告说，创客文化和创业者不具批判力又极度乐观，而且没能揭露潜在的新自由主义偏见，此种偏见隐藏在围绕创客群体的种种话语背后——这一点我会在结论部分详细阐述。这些警告固然值得牢记，但DIY实践的转向并非全无价值，它是能产的，促使学者们探索替代性的生产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玩创活动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它既是一个历史议题，也是一个概念范畴。比如最近出了一部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的作品集，序言里就认为玩创行为不仅是一项令人着迷的爱好，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直觉力或创造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学成才的途径（Wythoff 2016）。根斯巴克是20世纪早期的美国科幻小说家，也是无线电和小机械的狂热玩创家，支持亲身实践、自下而上的技术模式。他为一大批刊物供稿，包括《电镀产品进口目录（现代电气）》（Electro Importing Catalog, Modern Electric, 1908）、《电气实验家》（The Electrical Experimenter, 1913）和《广播新闻》（Radio News, 1919）。他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渐进式的调整，他相信玩创行为包含了创新以及创造性的表现、专业知识和技术。而与这种观念截然不同的是承认所有权和发明行为在新兴工业资产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催生该体系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依附公司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此外，创客文化还打开了一个系统，鼓励免费共享知识和技术，而非由个人或公司独占知识产权。

陈蝶仙及其读者（兼括男女，见第二章讨论）的文化实践、工业实践和创新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与根斯巴克团体（男性为主）对无线电的痴迷遥相呼应。其实应当指出，这种契合并非偶然。这两个团体都是某个全球性时刻的表征，而成就这一时刻的恰恰是无远弗届的“物”的批量生产，以及与之相互关联的“词”的机械化再生产。正如21世纪到来时，虚拟技术的兴起影响了当代的DIY实践和创客群体，技术的批量化作为20世纪早期的物质、文本生产的典型特征，对陈蝶仙和根斯巴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背景。他们都是文字工作者，从事汇纂、编辑工作，陈蝶仙还做过翻译和改写。他们都在机械化、工业化生产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渐进式地修补和改良物件——往往还是用手。根斯巴克研究无线电和其他电子产品；陈蝶仙改造泡沫灭火器、牙粉以及其他小器械和日用品。他们都利用印刷的力量，动员追随者和创客同伴。他们生产的文字作品，使他们得以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资源去促进创客技术，以打破大型企业、学术界和政府对工业与科技工作愈益牢固的垄断。通过汇编制造指南——包括知名品牌的配方和国内外生产流程，并视其为“常识”，然后在不同的出版物上对此类信息进行无偿的再利用，陈蝶仙藐视一切独占信息的权利。他之所以要让这些知识变成易懂的“常识”，是为了回应传统商人囤积居奇的行为，同时也是拒绝承认与新兴的现代知识财产实践相关联的所有权。

如果说，陈蝶仙和根斯巴克象征某个特定的全球性时刻，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牢记在他们的事业中有哪些东西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本土性。在陈蝶仙的个案里，玩创行为作为一种概念路径，极有效地阐明了文人闲暇涉足的业余理想几乎不会和代表生产活动的“玩创”行为相冲突。传统文人常见的“业余理想”往往是从事各种文本活动，比如在帝制时期就是作诗、写剧本，好比在现代就是编译报纸、写连载小说。作为业余专家，他们还会参与各种“体力劳动”——耕作、书法、园艺以及研究技术／工艺，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修身养性而不是维持生计。“玩创”这个词的另一重用意就是指出就地取材行为的物质性，它同时存在于陈蝶仙对原材料生产的调整以及他的文字工作中。陈蝶仙从工业知识和化学原料的全球流通中汲取资源，在他的“小工艺”创作中显示出认识论意义上的混杂性。正如第三章所探讨的，他兼容并蓄地编选了民间知识、本土医药，还有全球性的化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词条——全放在一个栏目里。他还将各种物质混合搭配，一面借鉴中药学，一面对翻译过来的处方加以调整，进行创新。

但是，根斯巴克和陈蝶仙的玩创行为，其地缘政治意义截然不同。随着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等生产消费型技术产品的大型制造企业的创办，根斯巴克和他的无线电爱好者团体所倡导的实践活动获得了国内的指向性意义。对陈蝶仙来说，国内的企业实体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陈蝶仙自己的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强大的本土主义企业，他的产品反过来被小公司“盗版”。）相反，陈蝶仙的团队并不是以工人阶级玩创者的身份得到工业技术的专业知识，他们是新的城市精英和投资本土主义工业以对抗帝国主义跨国企业的新兴制造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知识产权的观念刚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地发展，宏观发明常常不能代表最具战略性的路径。很多人试图就地取材、效仿外国技术、对海外名牌产品进行逆向分析或改进现有小技术，以作应急之用。陈蝶仙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为了挑战国内外市场中的西方及日本竞争者。

工业产权的国际新体系刚刚起步，“玩创”这个词可以有效梳理陈蝶仙如何理解和运用针对知识及物品的复制与声明所有权的策略。他的书面工作多为转录、汇编和改写，而非原创。其工业创新亦然。但是，如果把他描述成一个只会盲目照抄的人，则又没有把握到其创业、编辑和化工实践的复杂性。和许多同代人一样，他自由地改写文本，无论是程式化的浪漫故事还是翻译过来的药方。就像他把一种出版物上的内容回收利用、改头换面，放到另一种出版物上一样，他发掘出五花八门的资源和制造传统，用来开发工业产品。(48)他倡导效仿外国技术，作为建设本土主义制造业不可或缺的进口替代形式，借此抵制逐渐发展并越来越和现代工业产权体系挂钩的所有权规范。在市场推广中，他挑战西方跨国药企，充分利用由此引发的全球广告战，在东南亚推销蝴蝶牌化妆品，以聪明才智胜过了自己仿制过的那些名牌。

简言之，上述实践活动并非典型的愚昧或狡诈，反倒证明仿制和创新未必总是水火不容。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陈蝶仙在中国制造业界赢得了赞誉，不仅因为他的“发明”能力，更因为他对现有（国内外）技术的“改良”（第四章）。他对国外技术的自由调整和改良，以及为了清除国内侵权者和仿冒者，捍卫家庭工业社的优势地位而采取的激进铁腕策略——包括推动现代知识产权相关的商标侵权法——仿佛互相抵牾。但对陈蝶仙来说，追查自家产品的仿冒者和蝴蝶商标的侵权者是一个方面，吸收外国技术则是另一个方面，两者并不矛盾。他对所有权的理解，是以一个在全球商业舞台上竞争的工业家身份做出的。他意识到而且促成了变动不居的所有权规范，并将这些技术挪用过来服务于自己的近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