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家庭工业社的创办人陈栩园先生，字蝶仙，……不但是琴棋书画、丝竹吹弹以及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就是对于近代的各种科学，也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的文章，范围很广：能写小说，能写诗词，能写政治经济，也能写物理化学。而且不仅是“知”，还能实地去“行”。家庭工业社各种出品，大都是他个人亲手实验的成绩。……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纵然不敢称他是中国的爱迪生，然而说他是一位现社会少有的奇人，大概不能说是过分的恭维罢。

——“家庭工业社”（1935）

这段偶像化的描述说的是陈蝶仙（1879—1940）——一个博学多识的文人、工业家和科学工作者。引文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之所以出名，不仅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学识，更因为他具有从事文学创作到科学实践和工业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的能力。他受到的褒扬，既包括学识渊博，还包括能将知识付诸实践。他著述丰富，又投身科学实验，还创办了公司。这位评论者虽然认为陈蝶仙大概还算不上中国的爱迪生，但仍将其誉为现代“奇人”。

乍看之下，陈蝶仙的生平似乎很符合上述特征。清朝末年，陈蝶仙还是杭州的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书斋改造成了化学实验室，一边打磨文学技巧，创作关于新技术的诗歌，一边埋头于化学实验。1913年后，他成为上海的一名职业作家和编辑，靠连载言情小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和文学声望。与此同时，他还搜集、编辑资料，在报纸期刊上开设了具有影响力的“常识”栏目，主要刊登工业和制造方面的大量信息。以创业者身份崭露头角的陈蝶仙，把乌贼骨磨成粉，为粉剂化妆品制备本地原料。1918年，他创办了“家庭工业社股份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家庭工业社”），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最成功的大型药企之一。这家公司最著名的产品——“蝴蝶牌”牙粉，和它的发明者一样万能，还可以用来擦脸，其功效在众多牙粉中独树一帜。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款产品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赶超了日本及西方品牌。在一个“词”与“物”不但可以批量生产也可以批量伪造的时代，陈蝶仙积极捍卫自己的本土品牌，始终推动关于商标侵权的新兴国际法，即便他同时为了支持国产商品而鼓励“仿制／仿造”（emulation）国外技术。

如果说这段偶像化的描述和陈蝶仙的真实生平确有相合之处，本书也无意于歌颂一个以某种方式超越了时代的特殊人物。本书同样不打算将陈蝶仙和那些与众不同的伟大发明家作类比——就像题记那样略带遗憾地指出陈蝶仙还不能算是中国的爱迪生。确切地说，本书乃是利用陈蝶仙在工业、商业以及文学方面的事迹，在更大范围内考察一批具有商业头脑的文人精英如何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投身工业建设，从事科研与贸易。像陈蝶仙这样的人，在清王朝衰败的过渡时期筚路蓝缕，他们凭借自己接受的传统教育，试图在刚刚开始商业化的文坛和新兴的工业制造领域获得成功。(1)中国在经济上被境内的帝国主义卷入世界贸易体系，陈蝶仙孜孜不倦的努力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民间工业主义”的形式。这种工业主义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与帝国主义的或国外的相对），属于非官方的、中国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发起的，或学院内的），在观念上则是工匠式的、家族经营的，即便最终落实于工厂。其中包含等量的物质性工作——生产原料及制造配件——和知识性工作，比如在杂志、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编纂技术指南类的专栏，介绍制造知识。陈蝶仙在民间工业主义方面所做的尝试，有些并没有起到工业上的效果，甚至显得“无关紧要”（包括在杭州诗坛展现其文学智慧，在上海打造关于新式审美和生活态度的市场）。其余则刚好落入所谓工业现代性的范围，催生了中国制药工业。这种民间工业主义，更进一步说，最终超越一切个体努力，凭借民族精神汇入了当时的“国货运动”——一场“买国货，造国货”的运动。不过，民间工业主义在推广时虽然号称是本地的、国产的，但往往还是要融入法律、科学和贸易的全球流通才能维系。

类似陈蝶仙这样的民间工业主义者，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特征的有力反证——后者只对书本知识和儒家经典感兴趣，关心的都是些琐琐碎碎、异想天开的活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对商业和逐利的蔑视，他们疲于应对——也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不愿或无力亲身实践以及接受科学技术。(2)20世纪早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知识分子，批评“旧文人”是不可救药的鉴赏家，就算对机械或技术感兴趣，也只是当作奇珍异宝、空中楼阁。(3)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没有能力适应包括科学在内的新式知识，无法满足现代世界的要求。本书通过聚焦陈蝶仙，从根本上质疑这种说法，阐明他和与之类似的人们在现代出版文化乃至工业、科学和资本主义等中国新兴领域扮演的角色。(4)

假如说陈蝶仙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自己获得的成就，但他的事业毕竟代表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特征。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引人注目的变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造成的破坏，深深撼动了清王朝。1905年，科举考试体系——长期以来将中国知识精英与官僚政治捆绑起来的制度性机制土崩瓦解。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儒家经典的官方特权及其道德化的书面知识陡然消解。1911年，帝国灭亡，新兴共和政体（1912—1949）的头十年始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旋即四分五裂，陷入政治的无序状态。1911年的革命目标——包括订立合适的宪法以及建立议会政府——终成镜花水月。到20世纪10年代末，内战席卷中国，中央政府失势。混乱的政治给帝国主义者壮了胆，尤其是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渗透，向这个蹒跚起步的弱势民族提出羞辱性的要求。瘫痪的北洋军阀中央政府以及无处不在的派系争斗和贪腐，让很多人远离国内政治。

然而，即便呈现出这样一副衰败、混乱和不稳定的景象，20世纪早期还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机遇。虽然题记提到的爱迪生更多的是夸张的修辞，是评论者塑造偶像的一个环节，但也确实指出了托马斯·爱迪生和陈蝶仙从属于怎样一种全球趋势：创业型人才可以利用社会上的新机遇，体验不断加速的工业发展。在中国，失去权力、无所归依的文人，离开了垂死的北方政治中心和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学术中心，在生机勃勃的通商口岸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Reed 2004; Meng 2006）。他们迁居到这些新的中心，借助文化技能，在迅猛发展的营利性出版行业、新兴的娱乐文化界，乃至商业化的轻型制造业中开拓新途径。借助知识生产机构、社会职业以及动荡的政治权力结构，城市行动派们施展各种创业策略以应对变化。地方精英、城市里的鉴赏家（或男或女）、特立独行的创业者和工业家、业余的科学家、中医世家、职业编辑以及审美“专家”——所有人都在利用新机会。(5)这种转变不仅限于中国。例如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一些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便成功地向“东京帝国专利局”（Imperial Patent Office）申请到了专利，尽管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技术教育或机构支持。(6)

20世纪到来之际，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引领工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式创业者，陈蝶仙堪为表率。其行事泰然自若，所作所为每每不落窠臼，以本土化的方式建设工业，涉足科学活动，开发商企，既包括语言文字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他翻译化学、法律方面的文献，探索相关知识体系，改造外来技术，并公然追逐利益——中华帝国晚期，此类活动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通过高效地制造并出售“词”与“物”，陈蝶仙得以彻底重塑和更新了文人形象。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陈蝶仙的事业既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既是想象的也是付诸工业化的，既是文字的也是物质的。

过去对陈蝶仙的考察，倾向于将他的文学活动和工业活动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文学研究者探讨他在文学领域的丰硕成果（如Hanan 1999; H. Lee 2007b），以及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上海职业编辑所取得的编辑成就（如Meng 1994; H. Lee 2007a）。那些偶像化的通俗传记对陈蝶仙的商业活动和工业活动多有记述，每每不加批评地盛赞其为英雄般的工业巨头（如陈定山［1955］1967）。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方式研究陈蝶仙，源自分析方法的当代分类，这种分类又依赖于我们自身理解职业和知识领域的历史途径。与之相反，本书考察陈蝶仙的活动如何打破上述认识论、职业化的划分。当然，本书无法穷尽陈蝶仙的一生。我不会深入探讨他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也不会对其工业活动作出全方位的观照，但会精选一些文学、编辑、工业和制造方面的实践活动加以考察，以展示在一个“物”与“词”日趋丰盛的时代，陈蝶仙生命中的诸多面向如何交织在一起。本书会深入观察陈蝶仙专门描写新技术的诗歌、他在女性期刊编纂的技术知识专栏、他翻译并试验过的配方，以及他以汇编的方式为当时新发现的物质性赋予秩序。(7)在物质实践方面，我探讨了陈蝶仙年轻时开办的一家科学仪器商店、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试验过的装置，以及作为成熟的工业家为保护自己的品牌而采取的法律手段和营销策略。

实际上，获得成功的陈蝶仙，其身份不仅是中国城市迅猛发展的文化市场里的职业作家和编辑，也是一名现代工业家和本土制造商。他横跨文学创作、编辑事务、工业资本主义、技术分析和业余科学研究等领域。他凭自己的能力，成功引领不同行业，在全新的环境中彻底重塑自我，同时将资源和技能从一个行业整合到另一个行业，把文学和编辑的运作策略代入工业、制造企业。这样一来，他的事迹便呈现出文坛与商界的交织，这两个行业当时正由于批量生产和机械复制而日新月异。陈蝶仙展示了知识性工作和物质性事业怎样构成民间工业主义，也从更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活动的多彩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