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工业主义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民间工业主义”（vernacular industrialism）。这个概念是分析性的，但受到了一个专用术语——“小工艺”的启发，当时的评论家常常用这个词语来形容陈蝶仙发表的关于染料、化妆品等制造类产品的文字。(8)“小工艺”很难翻译成英文，因为它的含义随着时代而变化：在现代汉语里，其中心词——“工艺”可以指“技艺”和“专业技术”，比如印刷或纺织品制造；常和“手”连用，组成复合词“手工艺”。20世纪30年代，“工艺”——尤其是在和“手”连用时，会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的怀旧之情，而且往往是指手工制作的工艺品，与之相对的是外国制造的工业产品（Fernsebner 2003, 269—271, 285—291）。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工艺”指的是工业技术，尤其是涉及化学和物理的工业制造；再加上“小”字，组成更长的术语“小工艺”，指的就是“小型工业技术”或“轻型工业技术”，用来描述与轻工业或制造业——特别是和化工产品相关的制造活动。

但是，把“小工艺”这个术语翻成“小型工业技术”是有风险的，好像在暗示这类活动微不足道，无关紧要。(9)——这种暗示恰恰是我的研究要避免的。本书会严肃看待陈蝶仙对“小工艺”的兴趣，即使我们要展现的是这种兴趣最初如何作为20世纪来临时某种游戏文化的一部分而出现，而这种游戏文化乐于接受新的文学形式和技术。(10)陈蝶仙关于“小工艺”的创作，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在专业刊物或工业刊物上，而是发表在女性休闲杂志的新式栏目里，后来则是日报的文学副刊。在这些新媒体上，陈蝶仙宣传制造化妆品及其他日用品所需进行的实验，声称这些产品最适合有教养的闺阁女子拿来休闲娱乐，其次是都市文化人用于现代家庭。实践中，陈蝶仙同样是在正规的实验室外从事“小工艺”活动。他漫不经心地试验化学灭火器之类的装置；在宁波的海岸上作诗时，又发现乌贼骨可以充当碳酸钙的来源，是制成粉剂化妆品的关键原料。

与其认为陈蝶仙在制造业和化学方面的误打误撞不值一提，倒不如去理解这些活动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如何反映了20世纪早期科学知识、技术和工业的所有权尚未确定的状态。谁来负责改造并生产与化学以及工业制造相关的新知识？类似的知识被用到哪里？又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解答。化学和制造业尚未牢牢扎根于工厂、实验室和学院研究室，(11)学者、专职工业家以及政府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垄断科学和工业。(12)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工业产权管理制度尚处于新生状态，公司和个人很难宣称对某个配方或制造流程拥有专属的法定所有权。因此，轻工业方面的探索似乎是在去政治化、非专业化、无关紧要的场域中开展的，比如书斋、阅览室、家庭和私人空间，以及科学仪器商店，还包括女性杂志上的技术知识栏目。仿制、改造和就地取材的现象层出不穷，本土变通和手工创新亦是如此。

用这种非正规的、游戏化的方式从事科学和工业活动，遮蔽了其严肃的基调。随着晚清时期正统政权的崩溃，民国早年的政治乱象几将吞没整个中国。以文字和娱乐的方式介入技术，形成了一种更广义的文化，为那些受过教育、远离传统政治的男男女女开辟了新道路。陈蝶仙喜欢文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并非心血来潮，这将成为他在工商业方面多种尝试的基础，贯穿其一生。他对“小工艺”的兴趣，为我们考察那个更广义的、分析性的范畴——“民间工业主义”提供了出发点，进而把握20世纪到来之际中国与轻工业及制造业相关的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活动。此类活动可能不符合我们对工业发展的理解，因其乃是基于对美国或欧洲历史的认知，而这就代表有一种介入制造、科学和商业的异质性方式存在于现代中国（或许也存在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得以明白有这样一批超乎想象的行动派，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建设轻工业，尤其是在面对巨大障碍又缺少资源和政府支持时。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陈蝶仙明显非传统的工业主义似乎充满了矛盾：它本质上是商业的，却从古典文学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它依赖“常识”的生产，包括共享知名品牌的配方，而且大体上希望变得更亲民，因为要劝导更多消费群体参与化学实验，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药物处方和化学配方。有时，陈蝶仙做的事情和工业建设关系不大，更主要是想确立他作为时尚引领者和生活方式弄潮儿的地位。对于读者和从事“小工艺”的同道来说，参与各种形式的民间工业活动起到了区分社会地位的作用，彰显了他们绅士（或淑女）般的好奇与机智，推动了制造长生不老药的化学探索。但与此同时，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在各个层面都能够——也确实直接显示出了与正规工业建设的联系。他在中国东海岸用盐卤进行的“游戏”实验至关重要，帮他找到了以工业化规模生产碳酸镁的方式。他调整原材料，检视处方，为的就是翻新和改良移植过来的技术与制造方式。当雄才大略转换成了火热的生意，他的工业活动便在工厂落地生根，故而更具私营性质。不过，恰恰是民间工业主义中的这些貌似矛盾的元素最值得玩味，它促使我们去质问构成正统工业活动的到底是什么，并给我们提供机会去思考工业现代化的替代方案。

“民间工业主义”这一概念的灵感，部分来自科学史家。他们用“民间”（vernacular）和“日常”（everyday）等术语，使普遍化的认识论主张变得本土化，而上述主张往往和工业以及科学的兴起有关。这些学者常常关注那些超出现代工业或工业背景的实践活动。有些人用“民间科学”（ vernacular science ）这个术语，来形容欧洲近代早期工作坊里那种不正规的、工匠式的、象征性的、非学术的认知方式。通过证明凭借感觉和身体、以手工的方式获取知识对于现代科学的惯习与实践是何等重要，他们质疑这样一种倾向：标榜现代科学的理论化、抽象化程度，以及用空洞、“理性”的方式介入自然界（P. Smith 2004）。还有些人用“民间科学”把“本国”或“本土”知识的整理，描述成殖民地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建构，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洲等地。这样一来，他们就在殖民地科学的普遍化认识论中，打开了不确定和存疑的缺口（Tilley 2011）。还有人推出“日常技术”（everyday technology）的概念，用来展示进口的小机器和消费品怎样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被挪用于日常生活，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等地。通过这种做法，他们重塑了殖民地和后殖民语境中关于阶级、种族和政治的思考。(13)这些关于“民间科学”和“日常技术”的修正主义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极具价值。它们质疑了抽象知识相较于身体式认知的现代主义优先次序。其中一些研究发挥了公正的作用，从凌驾于手工艺或本土知识之上的现代化叙事中挽救了非工业化生产。另一些则摒弃了关于发明创造的惯常描述，探索意料之外、具有独创性的技术用途（Edgerton 2007）。它们凸显出技术本土化的过程常常导致对外来技术意想不到的改造。此类研究之所以令人信服，在于其对此类一种宣传论调去中心化的潜力，即：坚持认为现代技术一成不变地从西方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

本书正是受到了晚近关于民间和日常研究的启发，但增加了针对中国现代文人工业主义者理应得到的关注。希望本书能部分抵消学术上对于手工劳动、手工艺、工匠、土著或农民生产活动的强调（甚或浪漫化），因为这样的强调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延续“手工——机械”“理性——具象”以及“土著——都市”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正是现代化叙事所导致的，也是本研究试图质疑的。(14)“民间工业主义”的观念固然用到了“民间”（ vernacular ）这一术语，但不会以任何方式将此类工业活动概念化为低级的或非普世的。本研究也不会先入为主地把“日常”理解成只是每天出现在家庭范围内而与正规的工业、制造业和商业迥然不同的东西。相反，“民间工业主义”把两个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别扭的术语组合了起来。但这种别扭的组合很有价值，它生成了一种有用的概念张力。它的作用在于警告我们不要把分析性范畴和二元论具体化，在这方面它是很有帮助的。它让我们看到：“民间”不应总被理解成与“普世”或“现代”形式的工业化截然二分的东西，或以某种方式受到后者的影响；“日常”也不必与正规工业的发展互为对立。确实，中国民间工业主义涵盖了正规与非正规的工业尝试、随意性的试验和工厂里的劳动、本土化的实验和对全球潮流的主动适应，同样也涵盖了物质性的工业建设和知识性的文字工作。它揭示了正规工业化的问题，哪怕我们坚持探寻的是更加平凡无奇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可能游离于工业建设的常规道路之外的生产制造活动。